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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快乐彩开奖结果淑:列斐伏爾和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對比分析

時間:2019-05-22 10:20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列斐伏爾和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對比分析的文章,通過對比研究, 可以發現列斐伏爾的確對鮑德里亞的理論起步產生巨大影響, 他們共享著相同的社會現實背景與理論前提, 那就是日常生活的商品化與消費社會的崛起, 消費逐漸取代生產而成為資本主義統治與剝削的中心。

浙江快乐彩号码 www.dxzlh.com   摘    要: 列斐伏爾與鮑德里亞雖然同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消費社會批判理論重要代表, 但二者之間的異質性也是明顯的。列斐伏爾在20世紀上半葉規?;?、機械化的福特制商品生產廣泛普及的社會現實下積極思考消費問題, 以“消費被控的官僚制社會”指認了當代資本主義新的統治特征。鮑德里亞則從關注日常生活消費的異化狀況轉向“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最終放棄了列斐伏爾的消費社會批判分析邏輯, 走向后馬克思批判理論之路。對列斐伏爾與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的比較, 成為了我們今天全面審視西方馬克思主義消費社會批判理論的一面鏡子。

  關鍵詞: 列斐伏爾; 鮑德里亞; 消費社會; 次體系; 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Abstract: Lefebvre and Baudrillard were both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amous critical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in France in the 20 th century,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Lefebvre actively thought about the consumption problem when large-scale mechanized commodity production of Ford model was widespread in society, and identified the “bureaucrat society where consumption is controlled” as the new dominant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Baudrillard shifted his attention from alienation of daily consumption to “critique of semiotic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eventually gave up Lefebvre's critical analysis logic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embrace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post-Marxism, which is a clean break with Marxism. The comparison of Lefebvre's and Baudrillard's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provides us a mirror to examine how people's attitude toward Marxism in the West changed from adherence to deviation.

  Keyword: Lefebvre; Baudrillard; consumer society; subordinate system; critique of semiotic political economics;

  20世紀上半葉, 隨著現代性的加速,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迎來短暫復興, 進入后來所謂的黃金30年, 從以自由競爭為主導發展為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主導。特別是“福特制”規?;?、機械化商品生產的廣泛普及, 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到處充斥著琳瑯滿目、光怪陸離的商品。根據法國調節學派的觀點, 資本主義的勞動剝削與生產方式已經從狹隘的工廠和生產領域轉移到日常生活與消費的公共領域, 真正的消費社會來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直面這一社會現實, 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剝削與壓迫的全新形式, 并揭露其中的主要矛盾, 試圖為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建立新的革命策略。其中, 西方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奠基者盧卡奇率先指出物化成為統治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法則。他在壟斷資本主義形式之下, 借助于馬克思與韋伯的理論, 指認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物化日益轉向生產者的日常生活之中, 并強化了對人類的剝削和奴役, 直至靈魂層面。盧卡奇誤解但是卻激活了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論, 隨后列斐伏爾、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德波和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描述了日常生活逐漸科層化、理想化與商品化的過程。法蘭克福學派描繪了以美國為代表的“文化與娛樂工業”是如何緩和階級對抗意識, 掩蓋階級的對立和矛盾, 并逐漸使工人階級變得麻木, 從而喪失革命意識的全新手段。這些或許可以看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早期關于消費社會的理論詮釋。然而在真正意義上提出并深化消費社會批判理論的應該是列斐伏爾與鮑德里亞。他們二人同是20世紀法國著名的“消費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代表, 迄今具有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列斐伏爾和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對比分析

  列斐伏爾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一直聚焦于對資本主義商品的壟斷生產與消費控制的問題研究, 他的消費社會批判理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左派社會理論史上具有奠基性地位。而作為列斐伏爾學生的鮑德里亞, 他所處的資本主義時代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 就社會現實層面而言, 他處于20世紀下半葉專業化、審美化的“后福特制”商品生產模式所主導的歷史時期;就理論發展而言, 70年代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拉康、居伊·德波、范內格姆、巴塔耶、羅蘭·巴特的理論中介向后馬克思主義轉向的關鍵時期。這就導致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理論與列斐伏爾的異化消費理論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但以往學術界一般都將他們二者的消費社會批判理論等而視之, 而忽視對二者理論差異的比較研究, 由此導致諸多問題。首先, 對列斐伏爾消費社會批判理論的文本分析及其內在邏輯研究還不夠。其次, 對以列斐伏爾為代表的經典消費社會批判邏輯如何轉換到鮑德里亞與后現代社會批判形態的思想發展過程研究還不夠。最后, 研究者大都把目光停留于日常消費實踐中所建構起來的價值觀念、符號世界、生活方式的研究, 視野比較狹窄。本文試圖對以上薄弱環節加以補充完善, 從他們二人所處的不同時代背景, 所面臨的不同時代主題, 以及思想上的繼承和跨越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 以期進一步拓清列斐伏爾和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的深層思路, 從而呈現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消費社會批判理論的實質及演變軌跡。

  一、日常生活的商品化與消費社會的降臨

  20世紀中葉, 資本主義經過戰后的災后重建以及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 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迅速增長與財富商品的堆積, 在勞動生產時間之外, 人們開始享有大量閑暇、娛樂、消遣和休息的時間, 但這種時間并非馬克思意義上的人類自由全面發展的時間, 而是對資本主義越發沉重的勞動生產活動之外的補償機制。早在1947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概論》中, 列斐伏爾就已經意識到現代工業文明不僅創造了勞動的更加精細化的分工, 而且也創造出了“對閑暇的一般需要”:“閑暇是具有自動生成特征的新的社會需要的一個明顯例證, 社會組織通過給這種新的社會需要提供多種滿足手段, 從而指導、影響、改變和調節著這種新的社會需要。”[1]不過此時, 列斐伏爾還僅僅是將閑暇時間作為與勞動生產性時間相對立的補充和附屬角色, 而沒有完全認識到這種閑暇時間出現的根本性意義所在。但在寫于1967年的《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書中, 列斐伏爾則著重反駁了所謂的“閑暇社會”、“ (后) 工業社會”、“豐裕社會”、“技術社會”等林林種種有關社會性質的新定義, 正式提出了其消費社會批判的關鍵問題:消費被控的官僚制社會, 意指處于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心地位的不再是勞動與物質生產過程, 而是交換與消費過程?;謊災? 現代日常生活并非是由勞動生產過程所主導的完全一體化的統治體系, 也并非是由政治經濟制度與物質生活過程截然而分的二元結構, 而是一個充斥著各種各樣次體系的消費被組織化的社會。列斐伏爾重新解釋了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理論, 認為現代社會就是由以下三方面構成的:“ (1) 經濟基礎:勞動、生產物質客體和財富, 以及勞動的分工和組織; (2) 結構:社會關系, 既是被結構了的又是結構的, 被基礎和所有制的決定關系所支配; (3) 上層建筑:法律的 (契約和法律) , 制度 (國家中的其他方面) 和意識形態。”[2] (P31-32) 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指的不僅僅是經濟基礎層面, 它同時也意味著整個社會關系與上層建筑的商品化, 并且消費不再是一個次要的附屬的分支, 而成為資本主義用來組織新型控制與剝削壓迫的最為嚴重的場域。

  列斐伏爾在《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深刻指認了控制現代日常生活與消費過程的根本力量就是“次體系”。“次體系”這一概念是列斐伏爾對羅蘭·巴特“流行體系”的改造。巴特借助于索緒爾的語言學提出了一種超語言學的文化符號學分析方法, 用以說明身體裝飾物是如何作為一種語言被組合起來的, 尤為重要的是他指出時尚系統是為了控制外表而由時尚行業和廣告媒介建構起來的意識形態, 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促進商品的消費和銷售。但在列斐伏爾這里, 次體系不再僅僅指代一種商品堆積物, 而是指各種各樣的工具理性化與功能化的諸體系, 它是資本主義消費體制精心設計組織起來的“技術-消費體制”, 例如服裝、時裝雜志、烹飪、旅游、攝影、媒介以及都市規劃等等被肢解的社會現實的碎片物。無所不在的各種次體系對日常生活進行滲透與隱性統治, 在這樣的社會里, “工人階級沒有意識到消費的結構以及他們因消費而被剝削的結構;交換的意識形態, ‘為了工資而工作’, 遮掩著真實的生產條件、正在構成的-已經構成的關系 (出賣工作力、所有權和被一個階級控制生產方式的管理權) 。這種關系已經變得模糊了, 消費意識形態僅僅增加了這種模糊性。消費是生產的替代物, 作為剝削它被加劇了, 它按比例地產生了較少的強迫性。”[2] (P91-92) 據此可以看出, 列斐伏爾顛倒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物質生產第一性”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 從而確立了以消費為主導的現代性的消費社會批判理論。

  作為列斐伏爾學生與同事的鮑德里亞, 他繼承了列斐伏爾日常生活商品化與消費社會來臨的一般性理論前提, 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發展到人們通過對消費物的獲取來確證自身的階段。被消費的不再是馬克思意義上使用價值的物, 而是符號-物, 人們對符號-物進行消費的真相不再是獲取物的功用性使用功能, 而是潛在地成為維護符號秩序與組織社會控制的生產力系統和符碼體系。尤其在《物體系》一書中, 鮑德里亞重點發揮了列斐伏爾關于“次體系”這一概念的相關論述, 并指出“次體系”是當代社會身份地位的結構性象征符碼, 這種符碼是極權的, 沒有人能夠逃脫它的統治。在《消費社會》、《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等重要著作中, 鮑德里亞還通過對微觀家庭裝修以及現代家庭精巧的技術裝置的符號學分析, 得出重要論題:現代技術秩序通過對家庭等微觀生活的設計、管理從而深化了資本主義對人的奴役統治。日常生活商品化的發生過程與機制就在于時尚系統、商品化和現代裝置技術革新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 后者通過深層次所指功能的編碼以及表象系統從而將人們的消費行為轉變為操縱客體的技術行為;對符號-物的消費成為資本滲透到微觀社會層面乃至人的靈魂現代性設計出來的能指系統, 被標志為現代世界的最高物神。以至于“今天所有的欲望、計劃, 要求、所有的激情與所有的關系, 都被抽象化為符號和物品, 以便購買和消費。”[3]

  二、欲望的操縱與需求的意識形態批判

  列斐伏爾與鮑德里亞都直接指認了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是一個充滿著欲望躁動的世界 (列斐伏爾語) , 或者是某種“全面歇斯底里的世界”[4] (P59) (鮑德里亞語) 。列斐伏爾繼承法蘭克福學派對以美國為代表的文化工業與消費理性化組織機構的批判, 在《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書中對消費關系與需求的意識形態性展開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消費被控的官僚制社會成為了一個充分滿足人們需要的社會:“滿足是這個社會的目標和目的, 也是其真正合法性的根據;每種已知的和想象到的需要都會———或將會———被滿足。就需要被盡可能地滿足而言, 這種滿足存在于過度的獲得中。當需要被那些導向滿足的認同裝置所誘惑時, 需要就被看作界限清晰的裂縫, 被掏空了內容, 并被消費和消費品所填充著, 直到飽足為止……”[2] (P79) 。我們知道在馬克思那里, 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在于商品與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 生產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怎樣生產。但在列斐伏爾看來, 如今正好顛倒過來, 消費與需求成為了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中心, 成為生產和擴大再生產與實施社會控制的主要環節?;謊災? 如果說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需求是滿足生存與生產的基本物質生活資料與商品, 那么在消費社會里, 需求不再僅僅是指某種物質性的商品了, 消費本身成為了新的需求。消費作為不斷讓人滿足而又不斷制造新的匱乏的一種欲望, “‘飽足’不能提供一個結果, 所提供的也只是一種空虛的結局和意義的匱乏。”[2] (P80) 相應地, 社會的統治形式與意識形態已經不再是馬克思那個時代意義上的政治與暴力壓制, 而變成一種消費的組織控制與心理的幻象操縱。

  消費之所以能夠控制日常生活, 在列斐伏爾看來關鍵在于兩點:第一, 操縱需要的過時性。消費社會操控著物品的使用壽命以及持久性, 從而破壞人們真實的社會生活需要, 加快物品及其樣式的更新周期, 并通過精密地計算組織控制著消費系統, 讓新的需要迅速替代舊的需要, 這其實是一種欲望的策略。第二, 流動性與停滯性之間發生沖突, 停滯性成為資本主義剝削日常生活的手段, 而瞬間性則成為了對消費的操控。“當瞬間不再是痛苦而是欲望、意志、質量和要求時, 這就是階級的壟斷, 這個階級控制著時尚和品味, 使世界成為他的舞臺;在另一方面, 物體的破損 (量、數目以及時間、耐性、非意求和想要的) 也是階級策略的一部分, 這種策略 (通過前面論述的非合理化) 直接走向對日常生活的合理拓殖。對瞬間的崇拜, 反映了現代性的本質———但它把自己表現為階級策略, 作為階級策略在總體上與對穩定性和持久性的崇拜和要求相對立”[2] (P82) 。鮑德里亞在《物體系》中繼承了列斐伏爾的這一觀點, 并且進一步指出消費之所以無法克制, 其最終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制造新的匱乏之上的。在發表于1969年的《需求的意識形態起源》一文中, 鮑德里亞又深化了這一認識, 并且反駁了美國實證主義社會學家加爾布雷斯“需要實際上是生產的結果”的觀點, 認為單個的需要并不存在, 存在著的是整個需要體系, 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需求體系是生產體系的結果”。需要體系與消費體系超出了一般人類學的生存假設而成為了被異化、被操縱以及被神秘化的東西, 需要體系與消費體系披著“豐裕”、“自由選擇”的外衣, 而成為資本主義體系組織化發展的生產力。“消費的真相在于它并非是一種享受功能, 而是一種生產功能———并且它和物質生產一樣并非一種個體功能, 而是瞬間性且全面的集體功能。”[4] (P60) 鮑德里亞反對日常生活的各種心理學與實證主義的說辭, 并且極其尖銳地指出:消費社會制造了一種需求和享樂主義的幻象, “需要—愉悅”這一對范疇掩蓋了“需要—生產力”的客觀事實, 需要與勞動成為生產力發揮作用的兩種模式。

  消費不僅在結構的意義上是交換和符號體系, 同時也成為新的階級權力機制。所謂增加了自由、民主的社會功能的消費社會其實是一種偽裝, 它成為社會區隔與階級對抗新的掩體, 從而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不自由。鮑德里亞以一段話高度總結了自己的觀點:“消費社會也是進行消費培訓、進行面向消費的社會馴化的社會———也就是與新型生產力的出現以及一種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的壟斷性調整相適應的一種新的社會化模式。”[4] (P63) 在虛假的社會外衣之下, 虛假需求掩蓋了真實的政治策略, 這就是消費社會滿足人們需求的最為深層的無意識的“欲望策略”。那么, 消費社會貫徹與操持這種欲望策略的無意識的社會機制是什么呢?鮑德里亞通過闡發與引申羅蘭·巴特的《流行體系:符號學與服飾符碼》而得出自己的獨到見解, 他以婦女的時尚雜志、模特的微笑以及流行服裝款式作為例子, 指認了現代消費社會其實是一個被各種各樣的流行體系“書寫出來”的“假裝 (make-believe) 的世界”, 各種各樣的商品因為語言的作用而變成了各種誘人的符號, 符號-物越來越脫離真實的商品物, 能指與所指的關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導致指涉物與參考系消失了, 人們因此而生活于一個由符號建構起來的虛擬偽裝的世界中。

  鮑德里亞以列斐伏爾的觀點作為出發點, 斷言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已經被符號價值與象征價值所支配, 從而走向了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符號決定論”立場。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列斐伏爾與鮑德里亞的相同之處不過在于他們對整個消費欲望操控機制的分析維度上, 但鮑德里亞已然超出了其導師的理論場域, 開始建構自己獨創性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正如理查德·J.萊恩所指出的那樣:“鮑德里亞并不滿足于列斐伏爾從主體異化的角度對消費社會進行的分析, 而是將他對日常生活的最新批判同符號學以及結構主義結合在一起, 創建出自成一體的消費理論”[5]。

  三、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歧見與延宕

  列斐伏爾認為在1905年至1910年間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 那就是指涉物消失了 (Chute des referentiels) 。以往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和言說都依賴于可靠的參照系, 這些參照系具有統一的邏輯性, 這種統一性或者是來源于對物質的感覺, 或者是某種一般性的主體或者基本的價值與精神觀念。例如, 隨著絕對時間與絕對空間的消失, 感性的現實喪失了它的固定參照系, 點消失了, 幾何空間也消失了。在音樂中也是如此, 曾經依賴于一種永久性的、普遍的和絕對規則的理性化體系性的音樂也走向了碎片化的“無調音樂”。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言“一切社會關系不停的動蕩, 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 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6]資本的普遍統治與擴張摧毀了一切固有的、傳統地理的、民族的、階級的、宗教的、倫理的、國籍的和意識形態的界限, 從而使人們陷入一個更加混亂與沖突的現代世界之中。由此列斐伏爾認為“第二自然”附加于第一自然, 符號物體或物體符號附加于現實物之上。也就是說, 在實踐中, 物變成了符號以及符號物體, 由社會建構的第二自然替代了第一自然。

  通過列斐伏爾的闡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重要結論:第一, 能指與所指之間并非古典語言學意義上的一一對應關系, 而是非固定的、非對應性的關系, 指涉物的消失使這種非對應性普遍化了;第二, 符號, 后來是信號代替了傳統的象征和象征主義;第三, 由普遍的意義虛無感所導致的苦惱, 符號的繁殖以及所指無法彌補意義的普遍喪失;第四, 當參照物缺乏時, 能指被大量地、無區別地以符號消費的方式消費著, 信號和符碼對人與物的操控提供了實踐的體系, 這樣一個特殊的“體系”使自己同無關的能指勾連在一起。列斐伏爾指認了隨著資本與交換價值的世界性擴張和普遍化, 在消費被控的官僚制社會中, 文化與符號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地位日益凸顯, 并且成為了日常生活中恐怖統治的消極性領域和場所?;謊災? 在列斐伏爾看來, 如果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辯證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內在矛盾, 并且將商品的價值形式和消費物當作其理論的基石, 當作這種生產方式理論和歷史的基礎, 那么他恰恰沒有預見到文化與符號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政治統治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鮑德里亞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進一步發揮列斐伏爾有關消費社會符號價值的重要論點, 并且模仿馬克思對商品與價值形式的分析而提出一種符號形式的分析, 也即符號政治經濟學的四重邏輯: (1) 使用價值的功能邏輯; (2) 交換價值的經濟邏輯; (3) 符號價值的差異邏輯; (4) 象征交換的邏輯。鮑德里亞在馬克思所區分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表現形式———交換價值之外, 增加了符號價值和象征交換兩種形式。他認為在前現代的古代社會, 交換并不遵循資本主義的經濟交換規律, 而是由莫斯和巴塔耶所描繪的原始部落象征性的禮物交換所主導, 資本主義社會被政治經濟學中交換價值的抽象性所籠罩, 他因此而批判馬克思沒有將符號政治經濟學考慮在內。鮑德里亞認為在消費社會中, 商品的價值不再是由其交換價值來衡量, 取而代之的衡量標準是符號價值。符號價值由它所帶來的社會等級、文化特權以及壟斷性權力來界定。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從商品形式向符號形式的轉變。

  更為關鍵的是, 鮑德里亞試圖動搖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基礎, 否認使用價值對交換價值的客觀優先性地位, 他指責馬克思沒有意識到使用價值本身也只是交換價值系統的一個產物而已, 也即是說使用價值并非是無辜的自然有用性, 而成為交換價值系統生產出來的一個被操縱的理性化的虛假需求與客體系統, 因此比馬克思商品拜物教邏輯更神秘的是使用價值拜物教, 后者增強和加深了前者。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使用價值的神秘性“植根于人類學之中, 根植于一個自然化的過程之中, 被視為一個無法超越的原初指涉物。在此, 我們在目的的秩序性之中發現了真正的價值的‘神學’———由有用性的概念所暗含的一種‘理想化的’平等、‘和諧’、經濟以及平衡的關系。”[7] (P183) 也就是說使用價值通過需求、滿足和有用性將人整合進商品交換的結構之中。使用價值甚至比交換價值更為隱蔽, 因為正是它“將生產和交換的體系以意識形態的方式遮蔽起來, 使用價值和需要借助于唯心主義的人類學逃離了歷史的邏輯, 并將自身以形式的永恒性被銘記:這是物的有用性的永恒性, 擁有需要的人對物的占有的永恒性”[7] (P182) 。鮑德里亞將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的客觀性與自然性指認為最大的人類學幻象與意識形態, 所以他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成為了一種“神話”[7] (P176) , 必須被改造升級為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鮑德里亞繼續發揮列斐伏爾有關指涉物衰落的觀念, 并進一步將使用價值指認為一種大寫形式的指涉物, 其中物的功能性以及有用性的道德符碼被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等價邏輯所控制, 從而走向衰落。于是鮑德里亞試圖取消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 將交換價值/使用價值等同于能指/所指, “交換價值和能指處于明顯的支配地位, 而使用價值與所指不過是交換價值的一種實現而已。……最終它們不過是被交換價值和能指的游戲所生產出來的擬真模型。”[7] (P180) 這里, 索緒爾的語言學成了鮑德里亞的靶子, 鮑德里亞指出能指與所指并非處于一種平等性之中, 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隱含著一種形而上學的同構性, 其中使用價值被交換價值所調控, 成為了后者的“自然主義的保障”, 能指與所指和指涉物也具有相似的形而上學的結構, 后者成為能指的實體性保障。正是在這里鮑德里亞真正與馬克思和列斐伏爾分道揚鑣了, 鮑德里亞認為所指與指涉物之間并沒有根本的區別, 指涉物并非是現實中實體性的存在物, 而成為了抽象中的存在, 即由符號建構出來的一種“擬像”。

  20世紀70年代初期, 鮑德里亞夢想著一種革命性的回歸, 由資本主義的符號社會回歸到前資本主義社會充滿象征交換的理想社會狀態。象征交換代表著與同質化的擬像社會的異質性樣態, 包括示意問好、禮品往來、炫耀性揮霍、節日與非功用性的耗費。鮑德里亞深信, 真正的革命性出路與使用價值、交換價值邏輯無關, 而是那種擺脫了一切功用性價值邏輯和生產主義道德律令的狄奧尼索斯式的游戲與狂歡中的象征交換。這將會比馬克思所倡導的革命實踐更能徹底地顛覆資本主義的價值與邏輯[8]。以至于在《生產之鏡》與《象征交換與死亡》中, 鮑德里亞直言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倡導的革命生產實踐不過是與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同構的“生產之鏡”而已[9]。在鮑德里亞最后的學術生涯, 他放棄了列斐伏爾的消費社會批判分析邏輯, 他所使用的理論范疇也完全脫離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范疇, 最終走向后馬克思批判理論之路。

  四、結語

  通過對比研究, 可以發現列斐伏爾的確對鮑德里亞的理論起步產生巨大影響, 他們共享著相同的社會現實背景與理論前提, 那就是日常生活的商品化與消費社會的崛起, 消費逐漸取代生產而成為資本主義統治與剝削的中心。同時, 索緒爾的語言學與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語言符號學是他們共同分享的學術前提, 他們都意識到了廣告與符號價值對人們的心理控制與意識形態神秘化的統治機制, 能指變成了自指, 指涉物消失了。盡管如此, 他們師徒二人對消費社會的批判還存在著重要差異。第一, 在名稱上列斐伏爾訴諸于“消費被控的官僚制社會”, 其核心不僅僅在于批判消費異化超越了勞動生產異化而居于核心地位, 而在于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化與操縱系統的政治意味。國家與暴力性的官僚系統這個顯性維度也并沒有完全消失, 而仍舊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 這在其1976~1978年出版的四卷本《論國家》中得到了詳細而新穎的闡釋。而在鮑德里亞那里, 消費社會批判畸變為純粹心理學意義上無主體的不可見的符號統治, 他在凸顯與高揚對消費社會批判的同時, 完全無視資本主義政治暴力的權力支柱, 從而走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的徹底拋棄而淪為一種心理異化批判邏輯。第二, 列斐伏爾所言的主宰社會的隱性次體系并非結構主義與功能主義所言的社會結構同質化的統一體, 實際上他并不認為存在這樣完整的日常生活體系, “存在的僅僅是一些不可被化約的部分、分離的次體系”, 它們之間存在著“縫隙和橫溝并被漂浮的碎片所填補著”[2] (P88) , 每種體系的影響是相對的, 日常生活與都市邊緣存在著各種偶然的反抗的可能性。而鮑德里亞則承襲了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原則, 認為客體系統已經成為一個抽象的同質化的普遍性符碼, 生產結構與社會關系完全被符碼所籠罩, 一切真實都消失了, 最終以仿真的消費邏輯走向一種宿命論的悲觀主義論調。第三, 在辯證法方面, 列斐伏爾仍舊堅持馬克思主義生產的總體性與基礎性地位, 同時試圖以一種差異性的總體觀來改造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而鮑德里亞卻將差異性的符號生產視為資本主義統治剝削的新型方式而予以拋棄, 進而提出了沒有差異的擬像社會批判與偽象征交換批判理論。第四, 在革命主體與最終的解放議程方面, 列斐伏爾在堅持馬克思無產階級立場的同時, 認為消費社會產生了諸多次級的無產階級, 從而主張一種泛無產階級主體的城市革命與空間自治的解放策略, 而鮑德里亞則最終走向了拉康意義上空無之反主體立場的誘惑策略。

  對列斐伏爾與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理論的差異比較, 有助于我們勾勒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消費社會理論從初創伊始到發展變化過程的全景圖示。之所以出現了理論上的轉向, 第一, 有著客觀的社會歷史與政治經濟原因: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獲得了飛躍式的發展, 從19世紀的商品與私有財產的支配地位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客體的管理和操縱, 預示著資本的實現問題即消費的過程在整個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占據了主要地位。第二, 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巨大變化。一旦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抽象力量超越了工廠的范圍, 滲透到所有的社會場域與文化領域, 它就具有了一種深遠而又難以逆轉的影響力, 這也預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并非僅僅停留在經濟領域, 政治、文化、觀念與日常生活都無法逃脫資本這一普遍的權力統攝。第三, 馬克思當年預言的無產階級集體性的革命主體發生了多層次的分裂和增生, 于是同質化的集體主體理論假設遭受嚴重懷疑, 差異、邊緣與他者等等非同一性范疇成為核心關注課題。進而邊緣性的身份與主體, 例如種族、膚色、性別、生態?;ひ約案髦直咴敵緣娜禾迦找嬖謐笠碭錈氛邪繆葑旁嚼叢街匾慕巧?。

  在上述綜合因素的影響下, 西方馬克思主義消費社會批判理論必然會從20世紀60年代那種冉冉升起的革命樂觀主義一下子轉變到八九十年代那種嘲諷馬克思主義政治信仰本身甚至“別無選擇”的、極端相反的革命失敗主義。不過, 由于對生態主義、女性主義、種族主義、后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的持續關注, 消費問題逐漸演變為后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對身份認同與各種各樣的差異政治戰略問題的關注, 例如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被壓迫、被剝削的問題, 消費主義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消費品的分配問題以及就業、醫療、教育的機會均等化等等。隨著西方從凱恩斯-福特主義福利國家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型, 社會領域及其斗爭形式變得更加復雜化了, 拉克勞與墨菲就率先對這種資本主義現實進行了理論概括, 并提出了激進多元的民主路線, 反對經濟還原主義而主張開放性、偶然性的話語霸權分析, 雖然為激進左翼打開了政治斗爭的多元空間與差異聯合的可能性, 但是他們也放棄了馬克思總體性的革命立場, 這就必然導致片面、偏狹以及政治組織和實踐上的無能, 無法找到革命的有效途徑。

  2008年美國金融?;岳? 革命之火似乎死灰復燃, 以安東尼奧·奈格里與哈特、大衛·哈維、斯蒂格勒、巴迪歐等等為代表的激進左翼哲學家、理論家更新了我們對所謂的信息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數據資本主義、認知資本主義、技術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批判, 消費問題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工業化、信息化、金融化以及都市化的發展而展現出新的面貌, 當資本與技術發生新的綜合、資本再次全球化以及新的全球資本主義組織模式轉型來臨, 并且深入地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 我們必須對此種社會經濟狀況做出新的理論回應并提出新的革命策略, 正如大衛·哈維所說, 我們必須重新拿起批判的武器, 爭取一個可能性的美好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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