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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快乐彩12选5开奖和值:錢耕森“大道和生學”哲學理念的價值探析

時間:2019-06-03 13:27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錢耕森“大道和生學”哲學理念的價值探析的文章,說文解字》稱:“和, 相應也, 從口禾聲?!北礱鞴湃絲釋思使叵抵淶納ζ?、協調一致, 及其以“和”作為人類和諧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哲理法則。

浙江快乐彩号码 www.dxzlh.com   摘    要: 西周太史伯的“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 與老子的“道生萬物”學說, 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題。錢耕森先生貫通史伯和老子學說, 從歷史考證和現實關懷入手, 適時地提出了“大道和生學”的哲學新概念, 揭示了傳統哲學發展史上的陰陽辯證與和諧生存理念。既為古圣賢的“生生不息”思想做出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闡釋, 也為當下社會的平衡生態與“和諧”理想, 提供了頗富啟示意義的經世精神和理論創新價值。

  關鍵詞: 史伯; 老子; “大道和生學”; 經世致用; 錢耕森;

  Abstract: Tai Shi Bo's doctrine of “When harmony is achieved, all things can grow and develop. If they are identical, they cannot develop and continue”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Lao Tzu's doctrine of “Taoism begets all things”are important propo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Mr. Qian Gengsen, who excels in Shi Bo's and Lao Tzu's theories, puts forward the new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in a timely mann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and realistic concern, and reveals the dialectics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existenc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t not only provides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ancient sages' thought of “endless life”, but also provides an enlightening spirit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value for the balanced ecology and the “harmonious” ide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 Tai Shi Bo; Lao Tzu;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practical application; Qian Gengsen;

  一、論從史出

  “和為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價值取向;孔子倡導“和而不同”, 正是對“和”這一思想的具體闡釋和躬行踐履?!端滴慕庾幀煩?“和, 相應也, 從口禾聲。”表明古人渴望人際關系之間的聲應氣求、協調一致, 及其以“和”作為人類和諧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哲理法則?!端滴摹酚衷?“生, 進也, 象草木生出土上, ??凡生之屬皆從生。”體現了古人對“生”之堅忍不拔的生存意愿, 而“生生”更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概念?!兌?middot;系辭》有“生生之謂易” (孔穎達疏:“生生, 不絕之辭。陰陽變轉, 后生次于前生, 是萬物恒生謂之易也。”) ;《老子》有“人之生, 動之死地十有三,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此后, 宋有周敦頤《太極圖說》“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 化生萬物,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清有戴東原“氣化流行, 生生不息, 是故謂之道”, 并稱“凡有生, 即不隔于天地之氣化, 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 人物之生生本乎是, 由其分而有之不齊, 是以成性各殊”[1]??芍死嘧非?ldquo;生存”哲學的第一要義, 就是力求把握應然而本真的生存觀, 以陰陽之辯證與和諧之理念, 達到實現生存價值的充盈和澄明。此以“生存”為人倫主題的核心理念, 也揭示了在“生生不息”的中國傳統社會, 人們經歷了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 逐步觀察到了自然界的陰陽對立和五行運勢的現象和規律, 于是衍生出了兩類相反相成、五類雜合相濟的辯證思想, 即儒家經典所謂的“二元對立”和“多元統一”的理論觀念。儒家倡導的以“仁愛”和“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思想, 即由此發展演變而來, 并得以積累、豐富和傳承, 并在后世佛道充斥的社會中始終占據著社會發展的主流地位。儒家經典中由陰陽與仁愛思想生發出來的“和為貴”, 成為《禮記》崇尚的“和而大同”或“大同世界”的精神象征。以前的學術界一般認為“和同”思想是由孔子時代的圣賢逐步開始確立的。然而, 根據錢耕森教授多年的潛心研究, 這一思想還可以再上溯二三百年, 到達西周末年的史伯時代。
 

錢耕森“大道和生學”哲學理念的價值探析
 

  史伯, 又名太史伯、史伯陽, 為周之太史, 西周末期的思想家, 先于老子和孔子二百多年, 因生卒史跡不可盡考, 不為常人所知, 故今日對其歷史地位和思想的評價也尚嫌不足。其言論見于《國語》一書者就有兩處, 即卷一《周語上》之“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論周將亡”和卷十六《鄭語》之“史伯為桓公論興衰”兩篇文字1, 其后, 《史記》中的《周本紀》和《鄭世家》等亦承襲《國語》而對史伯事跡有所載錄, 述其對時事政治和用人態度的卓越見解, 突出他為王朝掌管起草詔文、策命諸侯、編寫史書及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歷法等工作。史伯陽是天縱英才, 一代英豪, 因其具有超強的領悟自然、發現規律及極強的理論闡述能力, 而獲得世人的尊崇及相當的政治地位, 成為先秦政治思想和學術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和”“同”概念的重要人物。譬如他評論周幽王的時政, 并預言“周將亡矣”, 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其川源又塞, 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山崩川竭, 亡之征也。川竭, 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2又與?;腹?ldquo;和”之于世道人心的重要性曰:“夫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 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 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 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 剛四支以衛體, 和六律以聰耳, 正七體以役心, 平八索以成人, 建九紀以立純德, 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 具萬方, 計億事, 材兆物, 收經入, 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 收經入以食兆民, 周訓而能用之, 和樂如一。夫如是, 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 求財于有方, 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 務和同也。”3可見太史伯以“和”作為人生準則與治政理想, 并向周王和鄭伯等執政者提出“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的執政理念, 分析王朝在施政綱領、用人策略、民生意愿等方面善于利用“和而不同”作為衡量政治的利弊得失, 例證周幽王的失敗就是因為不能容忍不同聲音, 對隨聲附和者加官晉爵, 對忠心進諫者視同敵人, 因其“去和而取同”的惡行, 以至于眾叛親離而國破家亡, 證明了自己“以他平他謂之和, 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 盡乃棄矣”的正確性??梢運? 他已超越古人最初的人文自覺, 無論在理論或是實踐上, 都已開始上升為一種理性智慧的光芒, 成為指導后世執政者的嘉言善行, 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二百多年后, 齊國政治家晏嬰又承續史伯所言, 與齊侯論辯“和”與“同”的區別, 曰:“和, 如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 燀之以薪,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 以泄其過。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 民無爭心。”4可見晏嬰之言“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 正是沿襲了史伯的“心平則德和”的觀點, 并高度凝練為“同之不可也如是”的至理名言。隨后, 孔子以“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子路》) , 繼續著史伯“和優于同”的思想脈絡;再延續至其孫子思, 糅合了孔子的中庸平和思想, 后出轉精地做了更高的理論闡述, 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子思所謂“君子而時中”的“和生”理念, 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重要內容。至此, 若追溯“和生”思想之原始, 則史伯應為導夫先路的第一人, 誠如漢代高誘注《呂氏春秋》之所言:“周史伯陽也, 三川竭, 知周將亡, 孔子師之也。”5相比于圣人孔子, 史伯也是其先賢, 故有“孔子師之也”之事。錢耕森先生見微知著, 目光如炬, 能從細微的史料中梳理出太史伯“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的重要思想, 并由此深入探討而確立“大道和生學”, 借以弘揚儒學“和諧共生”的人文境界。錢先生指出:史伯開創“和生學”, 老子建成之并后來居上, 創造出“道生萬物”說, 更為精確的表述實際上就是“大道和生學”。老子的“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 , 以及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 (《莊子·齊物論》) , 都揭示了“和氣生萬物”的真理??鬃由諂浜? 并在此基礎上開拓創新, 提出“和而不同”的儒家仁愛思想, 成為中國幾千年來維護社會和諧發展的主流思想, 在傳統哲學史上既博大精深而又影響深遠。

  錢先生由史伯陽的“以他平他謂之和”, 提煉出“和”的兩點重要內涵:其一, “他”必須是多元的、開放的、包容的;其二, “他”與“他”之間的關系必須達到“平衡”的狀態。具備以上兩點的“和”, 方能產生出新的事物, 即如老子所言“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老子》四十二章) , 明確了陰陽沖氣以為和的生存理念。史伯及老子的“和生”說在今天看來, 既是社會哲學, 同時也是自然哲學。若從學理層面上說, 后世儒家學者更多地吸收了原始儒學“和生”說的精髓, 并在社會實踐層面上創建了“和而大同”的理想生活世界。這一理想, 即如費孝通所總結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天下大同。如果再追溯歷史, 則“和為貴”的大同世界, 早已為先秦時代的圣賢所崇尚。如最早提出此論的孔子弟子有若曰:“禮之用, 和為貴, 先王之道, 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 (《論語·學而》) 由此體現了儒家一貫堅守以禮樂治國的理想與信念, “用樂和民心, 以禮檢民跡”, 即“禮樂之用, 和為貴”也??鬃右簧醋龐?ldquo;仁”字, 以“二人和”為“仁”之本, 也即《中庸》所謂“仁者人也” (鄭注:人也, 讀如相人耦之人, 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端滴摹煩?ldquo;仁, 親也, 從人二”, 段玉裁注:“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 獨則無耦, 耦則相親, 故其字從人二。”[2]清儒一貫主張“回歸經典”, 又精深于古音義訓詁, 也多以“相人耦”為“仁”之確解, 故此對“和”“生”及“仁”都有獨到見解。他們擅于“由字以通其詞, 由詞以通其道”, 將古人景仰的大同世界之“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 (《禮記·禮運》) 以經典詮釋的方式加以認同與坐實, 建構起“新理學”的思想體系。對此, 錢耕森先生讀書得間, 頗有心得, 由史伯“以他平他謂之和”的“和生”說, 結合傳統的儒、道思想, 提煉出“和生學”的理論, 繼承和發揚了乃師馮友蘭先生的治學方法和關注民生的胸懷, 自覺地將古人的學問由“照著講”發揮至“接著講”, 并致力于推動和發展這一新的“和生學”理論。

  二、理論創新

  錢耕森先生認為, 儒家的“和生”體系包括了“和生禮樂”“和生仁”“和生大同”等一系列思想, 它在兩千多年的經世實踐中為中華民族的和諧穩定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今, “和而不同”已經成為中國人應對這個世界的處世原則, 也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大智慧。史伯的“和生”思想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 譬如所論周幽王時代的政治生態云:“夫天地之氣, 不失其序;若過其序, 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 陰遁而不能烝, 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 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 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 民乏財用, 不亡何待?”6史伯這種樸素而辯證的“和生”理念對后世影響深遠, 成為后世子史百家著述的常見引語, 也是歷代王朝興亡和個人功業成敗的最佳總結語。如《孝經》例證綱常興廢和人倫存亡之事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 雖無道, 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 雖無道, 不失其家;士有爭友, 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 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 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 臣不可以不爭于君, 故當不義則爭之。”7此段經典的文意與史伯“同則不繼”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充分表達了人們在和諧相處中的“不義則爭”和“求同存異”的正直意愿。認為不同事物之間, 只有保持其“不同”, 即有獨特之處, 并時時得以切磋與磨合, 才能有“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勃勃生機;如果“同”上加“同”、千篇一律, 則不僅無法產生新的事物, 而且世界萬物也會變得色彩單一, 了無生趣矣。而“和”則不同, 譬如土加土, 終是土;水加水, 還是水。只有量的增加, 沒有質的變化。設若土中加水, 則成泥矣, 已有“質”的變化, 用之壘墻筑屋, 也可制陶冶瓦, 使“和生萬物”, 美化生活世界。這種主張“和”且又秉持“異”的辯證思想, 極為有利于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于是在史伯之后, 重視陰陽對立統一的觀念也有了飛速的發展。除了《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和《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外, 宋代張載的《正蒙》也有過精辟的闡釋, 曰:“有象斯有對, 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由此可見, 因受史伯和生思想的影響, 中世紀以后的學者已經能夠明確陰陽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 陰陽交替乃是宇宙變化之根本規律, 用之于世, 大而可以“治國平天下”, 小而可以“修身齊家”。

  因此之故, 錢耕森先生通過對太史伯注重國家政治理論的“和生”之論, 又衍生到對莘莘士子個人修養的人性關懷, 故常以“溫潤如玉”“和風潤玉”來描摹治學修身的君子形象。玉本是至堅之物, 但經萬千磨礪之后, 去其棱角鋒芒, 至堅而不傷人, 溫潤而不柔媚, 即所謂“無過不及謂之和”, 謙謙君子正堪比擬。子貢也形容孔子為“溫良恭儉讓” (《論語·學而》) , “溫”即是“和”, 它是內心喜怒哀樂的調和、中和與平和, 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也。從修養論而言, 個人情感的協調中和, 自然可以產生溫潤的氣色, 個人學識涵養的培育, 也需“中和”百家九流, 如司馬遷所言“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古今中外凡是學有大成者, 無不具有“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的學問志趣, 及“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博大氣象, 如宋代的蘇軾一般, 學兼儒釋道, 才通詩書畫, 終成一大家。而那些固守門戶之見的鄙陋之人, 用力于黨同伐異, 醉心在蠅營狗茍之中, 也終將被歷史所淘汰。只有以“和”充盈內心, 以“生”關懷萬物, 才能夠不囿于營壘, 不必較于錙銖, 以至于內心平和, 處世淡然。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交際過程中, 只有個人誠正身修, 下學而上達, 才能推己及人, 達于家國天下。

  錢先生認為, 社會由個體構成, 而個體本是各異的, 是異而不同的, 是各自“為私”的。如果社會實現了“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則就可變“私”為“公”, 甚至為“大公”;變“異”為“同”, 甚至為“大同”。于是, “大同社會”就應運而生。而在這個理想的“大同”社會里, 隨處都充滿了“和諧”, 無論是心態, 抑或是世態, 還是生態, 都是和諧的。所以“大同社會”也就是“和諧社會”, 也就是“大和社會”。實現了“和”與“同”的社會, 定會大大超越史伯當年提出并影響久遠的“和同之辨”, 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動互補, 有機地統一起來, 持續不斷地共生出萬事萬物, 實現儒家“協和萬邦”的社會理想。

  鑒于史伯陽的“和”“同”之論, 及孔孟圣賢的“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之說, 錢先生也多有自己的治學領悟與理論闡釋。他認為在人與人交往過程中, 君子重在“義”在“和”, 盡管志業不同, 但能和諧相處, 不會私相爭斗;小人重在“利”在“同”, 盡管嗜好一致, 但也是各存私心, 相互爭名奪利, 故而不可能終歸于“和”。誠然, 人類追求“和”的前提條件當然是以“生存”為第一, 即“食色, 人之性也”;“富與貴, 人之所欲也”。但“君子喻于義, 小人喻于利”, 非以其道得之, 名利于我如浮云。君子應以義得之, 不違背和的原則, 這樣的利益才是大利, 才是共贏。故欲成大事者, 必須具有足夠的心胸和眼光, 才能在“和”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遠, 一如鼎盛的大唐時代, 它以開闊的胸襟容納來自世界各地的民族, 吸收不同的文化, 并重推崇儒釋道三教, “和”會一體, 產生了至今仍令人心馳神往的盛唐文明。相反,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以天朝大國自居, 鄙視外來文化, 固守傳統, 最終在外強的合力侵犯下國破家亡。兩相比較, 更能體會到錢先生所提煉的“和”中所包含的多元化含義, 只有多元化, 并使多元保持一種平衡的狀態, 才能有新事物的產生, 否則必將走向衰亡。

  錢耕森先生的“和生學”新論, 不僅能從政治思想的高度給予人們以深刻的啟迪, 而且更能從生活實用的禮儀層面, 突出“生物之用, 和為貴”的主題, 這與有子的“禮之用, 和為貴”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因為“物”乃泛指“萬物”, 而“禮”則專指“萬物”中之“一物”??杉?ldquo;物”與“禮”之間的關系是從屬性質, 故“生物之用”與“禮之用”的內涵之關系亦復如此。從外延而言, “生物之用”大于“禮之用”, 而“禮之用”又小于“生物之用”, 即“禮之用”內存于“生物之用”中, “禮之用”專指社會領域而言;“生物之用”既指自然領域, 又可指社會領域, 內涵與外延更為博大。故無論是史伯與晏子, 或是《中庸》與《樂記》, 還是《老子》《莊子》與《淮南子》, 都是在廣義層面上使用“生物之用”, 如果只談“禮之用”, 難免會丟掉其“自然”的一面, 只有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從不同層面上去綜合而系統地全面把握“自然”與“社會”, 才可以在“和為貴”的共同價值與實際效用上, 以“生物之用”去補充“禮之用”, 最終達到“和為貴”之目的, 以此足證史伯與孔孟等先賢舊說, 乃是大道流行, 生生不息, 其內涵絕非一時一地可限, 亦非家國民族可囿, 即如錢鐘書所言:“東海西海, 心理攸同;南學北學, 道術未裂。”可見兩位錢先生皆深通大道, 高瞻遠矚, 出言極富哲理。今錢耕森先生依托太史伯而創“大道和生”之說, 是以歷史的考量和現實的關懷, 用此全新的概念體系貢獻于這一“和諧社會”的偉大時代。

  三、經世情懷

  如果說, 西周太史伯敏于觀察事物, 善于總結經驗, 并能適時地將人生哲理與治政理念提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 傳之經史, 裨益后世。那么, 錢耕森先生則以其“大道和生學”闡釋了新時代的中國哲學所應秉持的思想核心, 不僅貫通了史伯陽的“和實生物”說, 及老子的“道生萬物”說, 而且還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哲學的生命本體論。這一由史伯開創、老子建成的“大道”之學, 在錢先生沉潛多年的探索中也已逐步落定, 成為構建當代社會所急需的重要的生存和發展哲學。張新民先生指出:錢先生繼史伯和老子以后而倡導的“大道和生學”, 也屬傳承中華文化的一線命脈, “和生”概念雖時輟時續, 今得以大明于世。它可以易斗爭為和諧, 變仇恨為仁愛, 化相克為相生。蓋大道者, 本體也;和生者, 起用也。此乃有體有用、生機無限之學。循此以成學, 則其學必令人起敬。一言以蔽之, “大道和生學”非特貢獻于吾國哲學者甚多, 即于人類和平事業亦大有裨益。

  “和”作為“大道”, 必具有哲理意義上的必然性與規律性, 史伯的“和生”思想歷經千年, 對漢儒董仲舒、宋儒朱晦翁、清儒戴東原都有深刻的影響, 對近代以來的哲學本體性問題也有一定的啟示意義。更為重要的是, 它可以引領當代學者對“和生學”做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借以處理當前種種的社會復雜問題。錢先生認為:史伯“和生學”的作用, 正如“和實生物”的原理一樣, 具有極其廣泛的普遍性和現實指導意義。譬如疾病問題, 說到底就是一“和”字, 由于機體的平衡遭到了破壞, 陰陽失調導致病痛;當陰陽達到了新的平衡, 病體也就會隨之完全康復, 到達“心平氣和”“體泰心安”之境。又如當今世界, 人口過剩成了熱點問題, 但實行計劃生育也必須與人口發展協調一致, 否則也會直接影響到幾代以后的社會保障和人口繁衍問題。再如, 人類坎坷的歷程也一再告誡人們, 世界和平及發展的關系乃是辯證的關系, 二者互為因果:只有世界和平相處, 擁有敦厚平和的生存環境, 人類才具有健康發展的可能, 才能保證世界和平的必然。

  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應該是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的社會;從歷史角度而言, 就是史伯所言“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的社會。對此, 錢先生在其有關“和生學”的著述中特別強調:當今中國社會的人口問題, 老齡化加速, 男女比例失衡, 都是因為沒有做到人口增長與社會發展的和諧一致;假冒偽劣產品、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 商人唯利是圖, 就是因為人人只為私利, 而不講“和氣生財”所致, 故而背信棄義、良心盡失者大有人在。有幸的是, 國家和社會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失和”問題帶來的嚴重后果, 并采取了相應的補救措施, 使之逐漸趨于真實的“和諧”。例如準生二胎政策的出臺, 生態環境?;しǖ氖┬? 民間公益教育組織的興起, 都在為種種不良現象做出補救, 尋找平衡和公允。錢氏“和生學”的適時提出, 既為古圣賢的“生生不息”思想做出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闡釋, 也為當下社會“天人合一”的生態平衡提出建議, 更為人們的感情調節和人際關系的處理貢獻嘉言懿行。因此, 錢耕森先生及其創建的“和生學”, 不僅具有學術層面上的研究意義, 而更應關注其經世致用的“和生”理念與“仁愛”情懷。

  參考文獻

  [1]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M].合肥:黃山書社, 1995:175, 182.
  [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365.

  注釋

  1 左丘明《國語》, 《四部叢刊》景明刊本。
  2 左丘明《國語》卷一《周語上》之“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論周將亡”。
  3 左丘明《國語》卷十六《鄭語》之“史伯為桓公論興衰”。
  4 《左傳·昭公二十年》, 《四部叢刊》景明刊本。
  5 呂不韋《呂氏春秋》第十八卷審應覽第六“二曰重言”末高誘注, 《四部叢刊》景明刊本。
  6 左丘明《國語》卷一《周語上》之“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論周將亡”。
  7 《孝經》第十五章“諫諍”, 阮元《十三經注疏附??奔恰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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