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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快乐彩任七玩法:杜威在范式轉變、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

時間:2019-12-17 10:31作者:陳亞軍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杜威在范式轉變、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文章,自上世紀下半葉以來,杜威在西方思想學術界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影響廣泛而深遠。其實,美國哲學家們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杜威,而當代實用主義者們更是以不同的方式繼承、發展了杜威的思想。

浙江快乐彩号码 www.dxzlh.com   摘    要: 作為古典實用主義集大成者,杜威對當代實用主義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他對西方傳統哲學的改造為當代實用主義的發展制定了路標,因而被新實用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羅蒂奉為精神導師。他在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方面的許多觀點在當代一系列重要的哲學討論中得到了深刻的體現。他的自然主義語言觀、行為主義語義學以及整體主義哲學觀,受到奎因的高度贊譽。他的實用主義實在論對于普特南的思想轉變有著直接的啟發。他對于邏輯實證主義經驗觀的批判以及對于傳統心靈概念的改造,在麥克道威爾和普特南那里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的經驗主義倫理學觀點直接導致了羅蒂的“無形而上學的倫理學”和普特南的“無本體論的倫理學”。他的民主學說廣為人知,伯恩斯坦對其做了大量深入的闡發;韋斯特則將其與艾默生所開創的個人主義傳統相結合,對杜威的民主思想做了進一步的發展。杜威對于當代實用主義的影響如此深入而持久,以至于我們可以說,實用主義的當代發展是在杜威的旗幟下實現的。

  關鍵詞: 實踐; 實在論; 心靈; 道德; 民主;

  Abstract: Dewey, as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ical pragmatist, has strong and lasting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agmatism. He makes the guidepost for that development by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and so becomes the spiritual tutor of Rorty,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new pragmatism. Besides this, we also can see the impact from Dewey in today's discussions about a series of topic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hilosophies. His naturalistic doctrine of language, behavioristic semantics and holistic view of philosophy are highly appreciated by Quine. His pragmatist realism inspires Putnam significantly. His criticism against the conception of experience of logical positivism and re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mind are echoed obviously in MacDowell and Putnam. Moreover, Dewey's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also attractive to many contemporary pragmatists. His thought about ethics directly results in Rorty's “ethics without metaphysics” and Putnam's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His ideas of democracy are well known by many people, about which Bernstein has a lot of elucidations. West tries to push Dewey's ideas forward by combining them with individualism deliberated by Emerson. Dewey is never absent from almost all of today's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He still shapes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agmatism. So,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agmatism is fulfilled under Dewey's flag.

  Keyword: practice; realism; mind; morality; democracy;

  自上世紀下半葉以來,杜威在西方思想學術界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影響廣泛而深遠。其實,美國哲學家們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杜威,而當代實用主義者們更是以不同的方式繼承、發展了杜威的思想。本文旨在通過考察杜威在范式轉變、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等三個方面對當代實用主義哲學家的影響,以表明杜威的實用主義并沒有過時;相反,它還在不斷地為西方哲學的發展提供養料。

  (一)

  以柏拉圖、康德為代表的西方哲學的主流是理性主義、基礎主義。杜威將這種哲學稱作旁觀者式的哲學。它將人對世界的反思態度作為哲學的出發點,人與世界被分離了,哲學家們努力尋求分離后的統一。而在杜威看來,這不過是徒勞地想把打碎了的雞蛋重新拼湊起來而已。受達爾文的影響,杜威堅信人與自然的連續性,將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當作哲學思考的起點。人與世界的交互作用是他的哲學的第一原則。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的旁觀者,而是身在世界之中的能動者。“第一個偉大的思想是,生命是在環境中繼續的,不僅是在它之中,而且是因為它并通過和它的交互作用。”1
 

杜威在范式轉變、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
 

  與世界的交互作用為我們敞開了世界。對象不是自我識別的,不是佇立在那里等待我們通過端詳去把握的。對于“什么是對象”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來自與對象交互作用的過程。以“馬”為例:馬之為對象,固然可以通過旁觀、打量進入我們的視野,但此時的馬是蒼白的,作為對象,它甚至與驢難以區別。而對一個養馬、馭馬、與馬朝夕相處的農夫來說,馬作為對象,其意義是具體的、明確的、豐富的。沒有這種交互作用,馬作為對象是單薄的甚至是無意義的。人與馬的這種交互作用,成全了馬的對象化。這是一種別樣的本體論,一種實踐的、動態的本體論。

  人與世界不再是表象的關系,中間沒有一道屏障。馬首先不是作為被端詳的對象出現在農夫眼前的,它是他的生活要素,與他有著一種實踐的意向關聯。通過馬,農夫同時也與草料、牧場、馬鞍修理匠等等其他物件建立起關系并使其敞開,成為對象。馬在此成了他與其他對象關系的輻輳點,啟動了他與其他對象的關聯。這里根本沒有失去世界的懷疑論擔憂,因為他從來沒有從世界中撤退,沒有從側面打量世界。

  按照杜威的思維方式,作為對象的語言對應物,名詞的意義必須從動詞的角度來理解。“語言表達意義,而意義植根于人的行為中。”2人在生存過程中,長期與環境打交道,逐漸形成處理對象的模式或習慣。這種行為模式決定了對象的類別,意義由此而生?;故且?ldquo;馬”為例。“馬”作為名詞,其意義不是來自于它的表象、指稱,而是來自于人們使用馬的方式。通過這種與馬打交道的方式,馬與其他存在物得以區分,由此形成了馬的隱含的意義。它為后來作為語詞“馬”的清晰意義奠定了基礎。“馬”作為概念,既從人與馬的交互活動中獲得了意義,同時又向人敞開了馬這個對象,將世界顯現給人。“馬”的指稱來自于人與馬打交道的生存實踐活動。正像美國學者羅森塔爾在解說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時所說的那樣:“意義產生于有機體—環境的相互作用,而習慣作為組織規則生成出種種描述可能性的規則,把意義統一成了特定的邏輯結構,這樣意義結構本身便包含著人的意向活動和對對象世界的歷時(即可變化的)指稱。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導致意義結構的出現,而對象世界通過這樣的結構而呈現在經驗中。”3

  對于杜威來說,哲學作為智慧之學,不應該像柏拉圖所說那樣只是對知識的熱愛,智慧首先是在行動中體現出來的:“這里有另一種選擇,另一條出路。坦白地說,它是對哲學在任何意義上都是知識形式的拒絕。那就是說,我們應該回歸哲學這個詞原初的詞源學意義,并且認識到哲學是一種欲望形式,一種行動的努力——一種智慧之愛。”4

  杜威的這種實踐優先性主張與維特根斯坦及海德格爾的運思方式如出一轍。維特根斯坦自不待言,“意義在于使用”明確突出了實踐優先的思維方式;而海德格爾的“上手狀態”領先“在手狀態”同樣表明了杜威想要傳達的意思。這標志著一種哲學范式的轉變,一種完全不同于自古希臘以來以知識論為中心的哲學范式終于問世。它不再崇尚絕對的確定性,擯棄了與大寫實在相對應的訴求;實踐、歷史、社會取代知識、邏輯、客觀,成為哲學的核心概念。杜威堅信,哲學應該從達爾文那里獲得這樣的啟示:生命是哲學思考的前提和歸宿,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是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它優先于人對環境的認知關系;人的一切其他活動(包括思維活動),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得到說明。杜威的思想與傳統西方哲學家們將人還原為“思”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它在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海德格爾的“在世存在”那里覓得了反響。這當然不是說,維氏和海氏是自覺的實用主義者,事實上,他們對實用主義甚至存有誤解和敵意,但這不妨礙他們與杜威之間在基本立場上的不謀而合。正是這種重合,在后來的西方哲學演變中產生了深刻的效應:以知識論為中心的哲學被以倫理學為中心的哲學所取代,笛卡爾式的意識哲學、主體哲學被徹底擯棄。比較三人,杜威既沒有維特根斯坦的細膩,也缺乏海德格爾的幽深,但杜威的優勢在于,他既不像海德格爾那樣,有實踐、歷史,卻無社會,也不像維特根斯坦那樣,有社會、實踐卻無歷史。杜威的實用主義更加健全,更加自然、溫和,它致力于在常識中超越常識。

  最先將此三人并列,意識到杜威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意義并深受其影響的當代哲學家是羅蒂。“談到羅蒂的學說,首先會令人聯想到杜威。”5 羅蒂的學生韋斯特就此說道:“杜威對羅蒂的影響非常明顯,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無論是風格還是實質。”6 “他(羅蒂——引注)的《哲學和自然之鏡》(1979)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繼杜威《確定性的尋求》(1929)之后美國哲學界最重要的著作。”7在《哲學與自然之境》中,羅蒂將杜威、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并列為自己心目中的三大哲學英雄,認為他們共同擺脫了傳統的鏡式哲學,創立了以生活實踐為基礎的治療型哲學。這種哲學的目的不再是建構一種哲學理論,不再追求與人類生活實踐之外的大寫實在相對應,而是努力促進人類生活的繁榮。哲學不再是哲學家的一種獨特的專業活動,而是轉向對于人的問題的解決。羅蒂認為,在這三個人看來,哲學“遠不能超越歷史主義者哲學化的(黑格爾曾經成功過的)世界,就像黑格爾已經幫助我們超越18世紀哲學的認識論導向一樣”。8 他們“通過引入一幅幅新的地域(即人類活動全景)區劃圖而把我們帶到了一個‘革命的’哲學時期(按庫恩的‘革命的’科學的意義來理解)的時代,這些新地圖干脆沒有包括那些以前似乎具有支配作用的特征。”9 羅蒂謙遜地承認:“杜威和海德格爾這兩個人,連同維特根斯坦,是我們時代最博學和最富于原創性的哲學家。我從來沒有考慮如何去超越他們。”10

  杜威以及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開啟的這一轉向,不僅吸引了羅蒂,同時也是當代以奎因、古德曼、塞拉斯、戴維森、普特南、布蘭頓等為代表的新實用主義哲學家們的追求。如果說杜威向人們展示了新哲學目標的話,那么后來的這些新實用主義者們便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手段。他們距離杜威的實用主義遠近不一,他們中的一些甚至拒絕“實用主義者”稱號,他們彼此有可能在一系列哲學問題上分歧嚴重,但撇開這些枝節,就他們的哲學朝向而言,杜威的印記是非常鮮明的。拒絕二元分割的思維方式,拒絕表象主義、基礎主義的哲學立場,是他們的最大公約數。

  值得關注的是,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這一轉向也在歐洲大陸哲學家那里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在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商談倫理那里,杜威的色彩十分濃重。阿佩爾將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列為后黑格爾的三條出路之一并自覺地向其靠攏。伽達默爾的解釋學與杜威的社會交往學說異曲同工。在談到戰后德國三位哲學家的實用主義特征時,當代著名實用主義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說道:“他們都論證了實用主義思想家推進了當代哲學的討論,他們都尋求以一種新穎的方式吸收和發展實用主義的洞見。”11 而在法國,??碌鬧犢脊叛в攵磐椿≈饕逅枷氳南嘟餐艿攪搜踅緄墓刈?。12

  (二)

  對于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人們常有一種誤解,認為它只是一種行動哲學,缺少理論哲學內涵。這種誤解既深且廣,嚴重影響了對杜威哲學的全面把握。誠然,杜威是重視行動哲學的,但這絕不意味著他輕視理論哲學。恰恰相反,理論哲學話題在杜威哲學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他的許多理論哲學觀點,在新實用主義者奎因、普特南、麥克道維爾那里得到了直接或間接的發揚光大。

  新實用主義家族中,奎因對實用主義最缺乏親切感。他曾嚴厲批評詹姆斯的真理觀,也曾拒絕接受“實用主義者”稱號。但即便如此,他對杜威仍給予很高的評價:“我應該提到杜威。在實質性的觀點上,我與杜威特別一致,盡管我從沒有受過他的影響。但有一點無可懷疑,在被稱作實用主義者的那些人那里,我對杜威最有共鳴。”13 奎因不僅繼承了杜威整體論的立場,瓦解了經驗論的兩個教條,認為一切理論都是可修正的,從本體論的角度說,荷馬史詩與物理學并無不同,都是處理經驗的工具;而且在具體的自然主義語言觀以及行為主義意義論方面,他和杜威也完全一致。杜威的自然主義要求我們把人及其能力當作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用自然的眼光尋求對自然現象的解答,拒斥對超自然因素的祈求。杜威的行為主義要求我們將語言看作生活世界中社會交往的產物,在人與人的公共對話中,把握語言的意義,拒斥對內在私人語言的訴求。這些都在奎因那里得到了響應??蟯且晃蛔琶淖勻恢饕逭?他宣稱:“與杜威一樣,我認為,知識、心靈、意義是它們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同一個世界的部分,并且必須按照使自然科學充滿生機的同樣的經驗精神對它們加以研究。”14 奎因也同樣是一位行為主義者,他宣稱:“語言是社會的技藝,我們都僅僅是根據他人在公共可認識的環境下的外顯行為來獲得這種技藝的。……在這一點上,杜威的看法是明確的:‘意義……不是精神的存在物,它主要是行為的屬性。’”14對奎因來說,他和杜威的這一共同立場不僅是對語義學博物館神話的拋棄,更重要的是,這也摧毀了長期以來西方哲學家們對確定性的追求。博物館神話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在傳統哲學家們那里,語詞和語句的意義必須是確定的:為了發現土著人語詞的意義,我們可能不得不觀察他們的外部行為,但在他們的內心也就是在他們的精神博物館中,語詞仍然有一個確定的意義,哪怕我們無法借助外在行為標準去發現這些意義。14杜威從社會心理學、人類學的角度對傳統哲學尋求確定性的實質進行了揭露,奎因則從語義學角度繼承了杜威的立場并加以發揚光大。

  實在論是當代英美哲學家們爭論的核心話題。新實用主義家族中,持實在論立場的主要代表無疑是普特南。他和羅蒂一起,構成了新實用主義的兩大重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實用主義,尤其是對杜威哲學的認識和評價與羅蒂很不相同。如果說羅蒂對杜威的欣賞集中于杜威顛覆傳統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那么普特南對杜威的興趣便聚焦于杜威對傳統實在論的改造。羅蒂因為將杜威看作與傳統哲學決裂的榜樣,因此特別青睞杜威的實踐哲學精神而對他的經驗主義形而上學則深感失望,對杜威的實在論立場更是視而不見;普特南則不僅贊賞杜威的實踐優先性主張,而且從杜威那里獲得了重建實在論的啟發。羅蒂意欲拋棄的杜威的經驗主義學說恰恰最為普特南所看重。

  杜威主張回到生活世界,回到前反思的經驗之流。在此,對象是人的意向性活動的產物,介入世界的方式與世界存在的方式不再形成對立,主客裂隙得以彌合。這種消解主客分裂的方式對后期普特南影響甚大,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內在實在論仍然沒有擺脫形而上學實在論的窠臼,故無論從客體出發還是從主體出發,都無法消除主客之間的隔閡。于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重新回到杜威所倡導的直接實在論立場,通過對知覺概念的改造,找到了捍衛實在論立場的具體途徑。

  知覺在此事關重大,“如果不提及知覺,人們無法理解思維如何同世界掛鉤的”。15 “語言轉向”使知覺話題在英美哲學界消失了三十年之久,然而,不重新理解知覺,語言與世界關系的難題就無法真正得到解決。早在上世紀初,杜威便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感覺經驗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正統的邏輯經驗主義的謬誤就在這兒。它假設存在著‘所予’、感覺、知覺等等,它們先于并獨立于思想或觀念而存在,思想或觀念是通過復合或拆分所予而獲得的”。16 但人的感覺經驗不同于動物的感受性: “所謂簡單的‘紅在這里’中包含著一個理論在其中。”17 “實際上,一切認識論上的討論都依據于一個從直接占有到語言談論的領域來回的不知不覺的變換。”18 杜威的這些主張,預言了塞拉斯的“所與神話批判”、普特南與麥克道威爾的“世界概念化”以及布蘭頓的“推論語義學”的論點。只有堅持這些主張,才有可能突破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的瓶頸,找到一條既堅持整體論又避免形而上學實在論的途徑。普特南后期的轉變,正是自覺沿著這一路徑前行的。他重新回到知覺經驗這個話題,通過堅持知覺的概念化,重新回到直接實在論的立場。他的解決方式正是杜威所青睞的方式。

  知覺概念的改造直接關涉到心靈概念的重塑。這是當代哲學家們所熱衷的另一個重要話題。關于這個話題,杜威同樣走在了時代的前面。杜威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黑格爾的忠實信徒,在否定笛卡爾式心靈概念方面,他的思路和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的哲學有著明顯的親緣關系。心靈在杜威這里和在黑格爾那里一樣,是在時間中生成的;不同之處在于,杜威把黑格爾自然主義化了。心靈不是一種超自然的精神,而是人在與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能力系統。因此,杜威認為,心靈應該被理解為動詞而不是名詞:“心靈首先是一個動詞。它意指我們有意識地、明確地和我們所處的環境打交道的一切方式。”19

  杜威這種獨特的心靈概念同樣被當代哲學家麥克道威爾和普特南所繼承。盡管沒有證據表明麥克道威爾、普特南的相關思想直接來自杜威的影響,但兩者之間的如出一轍令人印象深刻。和杜威一樣,麥克道威爾要把心理世界從一種固定的內在空間的設想中解放出來,把它和人的外在生活、人的自然發展史聯系在一起,心靈并沒有一個所謂的居所。“心理生活發生在何處,只要說它發生在我們的生活所發生的地方就夠了,并不需要任何更加精確的方式將其準確定位。于是,它的狀態和事件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可以內在地與我們的環境相關。”20 如果我們對照杜威的下列論述,我們會發現,麥克道威爾的這番話,杜威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便已經說過了:“心靈的(位置)或場所——它的靜止方面——就是有機行動的性質,這些性質受語言及其后果的制約。……它的方式不可能沒有結構作為其機制,但它不同于結構正如走路不同于腿或呼吸不同于肺一樣。”21 心靈不是實體,不存在于任何空間之中;心靈是一種能力系統,它存在于和環境的交互作用中。普特南的說法是:“關于心靈的談論不是關于我們的某個非物質部分的談論,而勿寧是以一種方式描述關于我們所擁有的某些能力的運用,這些能力伴隨著我們大腦的活動并伴隨著我們與環境的各種交互作用而產生,但是不必以還原的方式用物理學的或生物學的詞匯,或甚至用計算機科學的詞匯來解釋它們。”22 他明確地將自己的這一觀點歸功于杜威。23

  語義學、實在論以及與此相關的知覺、心靈等,都是當代哲學家爭論的焦點話題。杜威在這些話題上的獨特洞見,對當代新實用主義者具有廣泛的影響,得到明確的回應??梢運?在當代英美哲學家們所討論的純粹理論哲學問題上,杜威為他的后裔提供了難得的思想資源。

  (三)

  一旦實現了元哲學的轉向,人的生活而不是大寫實在成為哲學的聚焦點,實踐哲學在整個哲學體系中便必然擁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傳統倫理學與傳統形而上學密不可分,倫理學是形而上學的一個分支。正如形而上學的終極目的是對大寫實在的揭示一樣,倫理學所熱衷的也是對大寫善的本性的追究。杜威既已否定傳統形而上學,便必定放棄對于普遍道德原則的詢問。他的倫理學與他的經驗主義一脈相承,其特證主要有以下幾點:1.倫理學是在特定場景中對特定問題的解決之道的尋求,是幫助我們過更好生活的工具。什么樣的倫理學才是真正的倫理學?這里沒有先驗尺度,選擇的標準只能來自于對怎樣才算更好地解決問題的理解,倫理學陳述的真不可能依據倫理學之外的理由來論證。2.道德原則與道德生活的關系中,不是道德原則支撐道德生活,而是相反,道德原則來自于道德生活或道德經驗。道德經驗是第一位的,做領先于說。3.倫理學是多元的,在不同的道德實踐場景下,有不同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因而有不同的倫理學,不可能像康德所說的那樣,只有一種單一而獨立的道德動機。4.但倫理學也不可能建立在生物自然特性如同情的基礎上。休謨、邊沁的情感倫理學是不能成立的。

  普特南在2004年發表了《無本體論的倫理學》一書,系統闡釋了他的倫理學思想。在這本書中,杜威扮演了導師的角色。普特南明確支持杜威的倫理學出發點,指出:“我想強調的是杜威的這個觀點,即倫理學關注的是實踐問題的解決……這里的‘實踐問題’僅僅是指‘我們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特定的和處于情境中的問題,與抽象的、理論化的,或理論的問題相對。”24

  普特南認為,以理性為基礎的道德哲學,把整個道德結構描繪成一個倒立的金字塔。道德原則是這個巨大金字塔的支撐點,它制約并決定了整個道德生活實踐。他認為,“這種說法是幼稚可笑的?;刮叢腥順曬Φ匕巖桓齬斫峁骨考佑諑桌硌е?rdquo;。25 普特南告誡人們:“重要的是實踐問題——與哲學家的理想化思維實驗不同——典型地是‘雜亂的’。它們沒有確定的解決辦法,只有處理一個特定的實踐問題的好一些的和差一些的方法。正如杜威強調的,在物理學作為其范式的這種‘科學的’意義上,人們一般不能期望為一個實踐問題找一個‘科學的’解決辦法。”24作為杜威而不是康德的學生,普特南反對用倒立的金字塔形狀來描繪真實的道德原則與道德生活之間的關系,復雜的道德生活不是由道德生活之外的原則支撐起來的;相反,道德原則只能來自道德生活,恰當的比喻應該是金字塔形狀,而不是相反。

  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清醒地認識到,杜威的倫理學并沒有給傳統的道德情感主義和功利主義留下后門。也就是說,杜威并沒有因為不贊成康德式的道德先驗主義,而轉過身去求助于自然的情感等經驗要素。相反,與反對經驗主義的“給予”神話相一致,杜威同樣反對用同情作為道德的基礎。對此,普特南大為贊賞:“與休謨和邊沁這樣的經驗主義思想家不同,杜威不認為僅僅由于同情的情感就能組成一個道德共同體。”24因為杜威明確指出:“同情是真正的自然本能,在不同的個人身上強度是不同的。它是發展社會洞察力和社會化情感的一個寶貴手段;但是在本質上它和所有自然稟賦處于同一個層次。”26 這樣一來,普特南就和羅蒂拉開了距離。

  和普特南相比,羅蒂與其說繼承了、不如說發展了杜威的倫理學。羅蒂對杜威的倫理學基本立場是堅決捍衛的,他把杜威式的倫理學與康德式的倫理學加以對照,主張道德原則起源于道德生活,受道德生活的制約,而不是相反。用羅蒂所欣賞的沃爾澤的話說:“道德起初是厚重的,從文化上是完整的,充分地產生共鳴的,只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在道德語言轉變為特殊愿望的情況下,它才使自身變得稀薄起來。”27

  然而,稀薄的道德原則是如何起源于道德生活的?羅蒂對此做了進一步的發揮。正是這種發揮,將羅蒂導向一個不同于杜威也不同于普特南的方向。按照羅蒂的解釋,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某個家庭、氏族、團體之中,熟悉其中的習俗、習慣,對這個家庭、氏族、團體中的其他成員具有一種自然的情感。如果我們的生活只是局限在這個范圍內,那一切都是自然的,不需要什么道德原則;如果我們的判斷只限于家庭范圍,那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不需要規范。但由于實踐生活范圍的擴大,我們會遇到自己不熟悉的他人,于是就有必要制定規范,于是也就產生了抽象原則。這些規范、原則其實就是我們原先生活中所信奉的東西的放大,“符合道德的行為也就是你以自然而然地對待你的父母、子女或你的氏族成員的方式來行動”。28 康德式的抽象原則其實是厚重的實踐智慧的稀薄化。反對康德的先驗倫理學使羅蒂走向休謨的經驗主義情感倫理學,主張“道德的進步就是同情心越來越大的問題。它不是提升到情感之上以達到理性的問題”。29 顯然,羅蒂最終偏離了杜威。

  在杜威那里,民主是實踐哲學最重要的論題。它既是一個政治哲學話題,同時也是倫理學話題。杜威一生始終關注民主,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民主實際上是他所有著作的中心論題。”30 在不同的時期,杜威就民主發表了多種多樣的觀點,這些觀點對后來的實用主義者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并為他們所繼承。如果說對于杜威的其他論題,當代實用主義者之間尚有分歧的話,那么在民主這個話題上,他們幾乎一致地接受了杜威的教誨,區別只是從不同的方面對其加以闡釋。

  伯恩斯坦是新實用主義家族中對杜威民主思想最為關注的哲學家。通過對杜威哲學文本的研究,伯恩斯坦為我們發掘了杜威民主思想的獨特價值。他對杜威的民主概念有多方位的考察。在我看來,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這么三點:首先,伯恩斯坦提示我們,杜威的民主以倫理為基礎,以一種精神氣質(ethos)為前提。杜威說:“事情的核心不在于投票,不在于計算票數,看哪里是多數;而在于那個過程,通過那個過程,多數得以形成。”31 民主之所以是一種政體形式,只是因為它是一種道德的、精神聯系的形式。伯恩斯坦對此極為贊賞,認為杜威論證了:“沒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民主精神氣質或文化,政治的民主就會是空洞的、沒有意義的。”32 個人主義毫無疑問是民主的前提,但這里的個人不是無法無天的原子,而是通過教育,分享了共同倫理觀的個人,是有機整體中的個人。其次,伯恩斯坦注意到,在杜威那里,民主的目的與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是同一的。杜威指出,“民主的基本原則是:自由和個體化的目的,只能通過與那些目的相一致的手段才能獲得。”33 伯恩斯坦非常重視杜威的這一思想,認為杜威通過參與托洛斯基案的調查,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手段是目的的組成部分,民主的目的不是烏托邦,而是指導人們當下具體行動的指南。“他(指杜威——引注)強烈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民主的目的可以通過非民主的手段而達到。”34 最后,伯恩斯坦告訴我們,杜威還有一個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對所謂“深思熟慮的民主”的否定。按照這種民主觀,民主是一個理性論證的事情,與情感、欲望、激情無關。伯恩斯坦認為,杜威從來對這種民主觀不感興趣。“他傾向于談論智力以及智力的行動。智力不是一種特殊能力的名稱,而是標志著一組包括對細節、想象和激情的關注的習慣和傾向。”35 換句話說,民主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但普特南卻要給民主尋找一種知識論的論證。在他看來,杜威實際上已經為民主給出了“一個認識論的辨明”。36 普特南想說的是,杜威使我們看到,我們不可能訴諸于大寫的實在,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為民主提供論證。民主的傳統辯護者所面臨的困境在于,他們都試圖預先假定我們知道我們的本質和我們的能力是什么。而一度是黑格爾信徒的杜威則認為,在實際參與政治之前,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需要是什么。普特南指出:“這個觀點的一個必然結論是,對于我們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不可能有最后的答案,因而我們總是應該允許進一步的探討和實驗。這恰恰就是我們需要民主的原因。”36既然在如何生活問題上無法指望本體論,那么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向可能性開放、訴諸探究的民主便是唯一的選項。民主是一種社會工具,它在本體論瓦解之后,成了人類處理生活問題的唯一依靠。

  然而,普特南和羅蒂一樣,認為杜威畢竟是位公共哲學家,他很好地論證了民主的公共價值,卻忽視了“如何生活”的個人倫理。對于個人面臨的道德選擇問題,民主是不相干的。普特南在此提出了詹姆斯式的存在主義作為補充。這是一種對于杜威思想的發展,但它是否能被杜威所接受,卻不無疑問。舒斯特曼便對此給出了否定的回答。37 舒斯特曼的否定得到了當代另一位實用主義重要代表人物韋斯特的肯定。通過將杜威置于愛默生傳統之下,韋斯特為杜威的民主思想作了別具一格的辯護。在韋斯特眼里,“杜威這種‘實驗主義’采取了創造性民主的形式——一種涵蓋自由主義、杰弗遜主義、社會主義等因素,然而最終卻被愛默生主義的文化敏感性所指導的個人的和社會生活的形式。”38 在韋斯特看來,“杜威尋求一種民主文化,一種被實驗方法指導的生活方式,結合了對個體和共同體的愛,并植根于愛默生主義的自然神論。”“對杜威來說,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目的就是,通過由新的環境和挑戰所刺激起來的人的力量的釋放,自我規范的共同體和自我生發的個人道德得到發展,文化日益變得豐富。”38韋斯特對杜威民主觀的解讀并非無中生有,杜威在他所寫的紀念愛默生的文章以及論述新舊個人主義的著作中,都對個人的德行改進對于社會改進的意義有充分的論述。在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羅蒂將杜威歸為公共哲學家,還是普特南認為杜威民主思想不足以指導個人選擇的說法,都是難以成立的。

  綜上所述,杜威不僅倡導哲學的轉型,為后來的新實用主義發展奠定了路標,而且在諸如語義學、實在論、知覺、心靈等一系列當代理論哲學話題以及諸如倫理學性質、出發點、方法以及民主等實踐哲學話題方面,為后來的新實用主義者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梢運?在戰后實用主義乃至整個西方哲學的重要爭論中,一直可以聽到杜威的聲音。他的哲學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正在影響著他的子嗣們。

  注釋

  1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10,ed.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9)19.
  2John Dewey,Logic: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1938)48.
  3桑德拉·羅森塔爾著,陳維綱譯:《從現代背景看美國古典實用主義》,北京:開明出版社,1992年,第117頁。
  4John Dewey,“Philosophy and Democracy”,轉引自韋斯特著,董山民譯:《美國人對哲學的逃避》,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3頁。
  5賀麟:《哲學與自然之境》“中譯本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7頁。
  6韋斯特著,董山民譯:《美國人對哲學的逃避》,第299頁。
  7韋斯特著,董山民譯:《美國人對哲學的逃避》,第299頁。
  8Richard Rorty,“Overcoming the Tradition:Heidegger and Dewe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53.
  9羅蒂著,李幼蒸譯:《哲學與自然之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1頁。
  10羅蒂:《超越傳統:海德格爾與杜威》,載于孫偉平編譯:《羅蒂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38頁。
  11Richard 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 (Malden:Polity Press,2010)23.
  12參見Randall Auxier,“Foucault,Dewe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New Series,16.2(2002):75-102.
  13W.V.O.Quine,“Interview with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94),” Quine in Dialogu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70.
  14 涂紀亮、陳波主編:《蒯因著作集》第2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68、368、370頁。
  15普特南著,孫寧譯:《三重繩索:心靈、身體與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0~11頁。
  16博伊茲頓主編,陳亞軍、姬志闖譯:《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四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13頁。
  17杜威著,傅統先、邱椿譯:《人的問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2頁。
  18杜威著,傅統先譯:《經驗與自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2頁。
  19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10,ed.Jo Ann Boydst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34) 268.
  20John McDowell,“Putnam on Mind and Meaning,” The Twine Earth Chronicles,ed.A.Pessin and S.Goldberg (M.E.Sharp Inc.,1996)309.
  21John 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71)238.
  22Hilary 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 and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37.
  23Hilary 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 and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169-170.
  24 普特南著,孫小龍譯:《無本體論的倫理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第25、25~26、95頁。
  25普特南著,童世駿、李光程譯:《理性、真理與歷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152頁。
  26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ed.Jo Ann Boydston,vol.5 (Carbondale: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78-1983)271-272.轉引自普特南著,孫小龍譯:《無本體論的倫理學》,第95頁。
  27Michael Walzer,Thick and Thin: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94)4.轉引自羅蒂著,黃勇編,張國清譯:《后形而上學希望》,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302頁。
  28羅蒂著,黃勇編,張國清譯:《后形而上學希望》,第302頁。
  29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New York:Penguin Books,1999)82.
  30Richard 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 (Malden:Polity Press,2010)71.
  31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ed.Jo Ann Boydston vol.1 (Carbondale: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78-1983)234.
  32Richard 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 (Malden:Polity Press,2010)74.
  33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11,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78-1983)298.
  34Richard 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 (Malden:Polity Press,2010)79.
  35Richard 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 (Malden:Polity Press,2010)85.
  36 普特南著,楊玉成譯:《重建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195頁。
  37舒斯特曼著,彭鋒等譯:《哲學實踐:實用主義和哲學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04~107頁。
  38 韋斯特著,董山民譯:《美國人對哲學的逃避》,第149、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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