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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快乐彩走势图表牛:基于《洛德爾》揭示英國父權文化的性別身份建構機制

時間:2017-06-07 17:53作者:學位論文網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基于《洛德爾》揭示英國父權文化的性別身份建構機制的文章,從人物的性別身份建構上來看,瑪麗·雪萊的《洛德爾》似乎迎合了“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對婚姻與家庭的意識形態”( Vargo,1999:
  摘 要: 《洛德爾》( Lodore) 是19 世紀英國浪漫主義時期女作家瑪麗·雪萊的作品。在小說中,男性角色亨利·菲茲亨利的性別主體身份是以父性譜系為建構基礎,而女性角色康奈莉亞·塞德爾則以母女傳承的女性譜系為建構基礎。不同的譜系傳承在父權文化場域內形成了主體建構的博弈。博弈之后,康奈莉亞與女兒伊賽爾的母女關系被割裂,二者建構了不同的女性性別身份。小說最終以康奈莉亞對父權文化下女性客體身份的認同為結局。通過《洛德爾》動態的性別建構敘述,瑪麗·雪萊揭示了 19 世紀英國父權文化的性別身份建構機制。
  
  關鍵詞: 譜系; 身份; 父權文化; 主體; 女性; 男性。
  
  作為文學史上科幻小說的開山之作,《弗蘭肯斯坦》的光芒遮蔽瑪麗·雪萊其他的文學作品。除了《弗蘭肯斯坦》之外,瑪麗·雪萊還創作了多部小說,如《末世一人》、《瑪西爾達》、《洛德爾》等。小說《洛德爾》發表于 1835 年,但長期以來一直為國內外的評論界與讀者忽視。國外學者主要結合瑪麗的傳記與時代特征進行文本解讀,麗薩·福爾格( Lisa Vargo) ( 1999) 指出該小說經常被認為是迎合 19 世紀英國父權社會文化特征的“時代的產物”.目前國內尚無學者對該小說進行過研究。
  
  與《弗蘭肯斯坦》單純的男性敘述不同,《洛德爾》采用全知的敘述方式,以第二代洛德爾男爵亨利·菲茲亨利為中心的家庭成員在父權文化場域內的性別建構經驗為敘述內容。從主體身份建構的角度來看,瑪麗·雪萊通過對父權文化場域內不同性別角色的主體身份建構的博弈經驗進行書寫,梳理了人物間的譜系傳承關系,對 19 世紀英國社會父權文化的性別建構機制進行了深度敘述。
  
  一、譜系傳承和個體性別身份的建構與博弈。
  
  在父權文化中,父權制家庭是父權文化主體權力實施的重要場域,而家庭場域的權力主體總是被設定為男性,通常為父親。由此,父親成了父權文化主體權力的象征性符號,成為了“法( the Law) ”的代表( Kristeva,1986) ,而場域的其他個體都被降格為主體權力指向的客體。通過這種機制,父權社會維持著穩定的權力結構。為了保障父權譜系的延續,主體權力的傳承也總是規定必須在男性個體間進行,即以父子關系為基礎的父性( 男性) 譜系的傳承模式。當然,并非所有生理上為男性的個體都被允許參與父性譜系傳承。男性個體只有接受符合父性譜系傳承要求的教育,建構相應的主體身份,才能繼承父權文化的主體權力,才能進行父權文化場域的具體權力實踐,從而保障父性譜系有序穩固地傳承與續寫。
  
  在《洛德爾》的開篇,通過敘述洛德爾男爵家族父性譜系的歷史,瑪麗·雪萊對亨利的主體身份進行原初建構。亨利的主體建構始于母親的死亡與父親對個體的規訓。亨利母親在其出生伊始死去。除了死亡,文本并沒有其他指涉亨利母親的敘述,其母親表現為建構的缺席。在論及母子關系時,弗洛伊德( Freud,1997: 152) 認為“男孩幼兒時期最初的欲望指向的是母親”.而在父權文化場域中,母親是父親的主體權力所指向的客體,不可能成為男孩的欲望指向。因此,在父權文化的男性成長經驗里,男性的主體身份是不可能以與作為客體原型的母親的關系為建構基礎的,而是只能建構在母子分離的基礎之上。
  
  “對男孩和男人而言,分離與個人化是和性別身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與母親的分離是男性氣質發展的根本”( Gilligan,1982: 8) .小說中,母親的死亡為亨利的主體身份建構提供了必要的分離。為了保障父性譜系的傳承,亨利的父親沒有為其尋找母親的替代,而是承擔起保障譜系傳承的責任,按照父權文化對亨利進行主體建構的規訓。
  
  作為父權權力的合法繼承人,亨利的個體形象從一開始就是父權文化理想男性的刻板形象建構。
  
  “一般人認為男性具有工具性特質,堅強、獨立、大膽、冒險、理性”( 方剛、羅蔚,2009: 15) .首先,在話語層面上,瑪麗·雪萊采用大量描寫男性氣質的詞匯來建構亨利的個體特征: “慷慨、驕傲與勇敢”、“高大優雅的身姿”等( Shelley,2010: 7) .其次,從個體經驗來說,接受父權文化的正統男性教育是亨利男性氣質建構的重要方面。在 19 世紀的英國,伊頓公學與牛津大學這類學府是父權文化對男性實施主體建構教育的重要場域。小說對亨利成長的敘述就集中于他在伊頓與牛津接受教育的個體經驗。最后,亨利在場域內的實踐所展現的也都極符合父權文化所規訓的男性氣質。在求學期間,他勇于與霸權人物進行斗爭,庇護柔弱的德爾涵姆( Derham) ; 在求學結束后,又勇敢地獨自去歐洲大陸游歷,鍛煉自我。小說甚至對他與波蘭貴婦的風流韻事進行了敘述。對異域文化的女性的征服,進一步又增強了亨利身上英國傳統父權文化所推崇的男性氣質。
  
  在父親去世之后,亨利獲得了象征父權權力的貴族頭銜,取代了父親在父權權力結構中“法”的地位,成為了家庭場域的權力主體。這一階段的亨利雖然合法繼承了父權權力,但作為主體,其身份建構依然缺乏實質內容。“每個主體的世界都是一個唯我論的世界,即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的自我與他人或小它的關系世界”( 福原泰平,2002: 90) .在父權場域內,男性作為主體總是指向一定的客體,即女性與孩子。雖然亨利的姐姐伊麗莎白以他為個體生活的中心,然而,作為孩子,他們都曾是父親主體權力指向的客體。原初身份上的等同使得伊麗莎白不能成為亨利主體身份構建所需要的客體。作為權力主體,亨利需要建立以個體為主體的父權家庭場域權力結構,獲得符合規訓需求的客體,以實施主體權力和保障父性譜系的傳承。因此,客體的缺乏使亨利的主體建構沒有實質意義的發生,場域的權力結構無法運作,進而造成權力主體的虛無與對客體的欲望。缺乏的虛無與對客體的欲望作用于男性主體,使主體產生了倦?。?“他變得嚴肅、幾近憂郁、甚至憤憤不平”( Shelley,2010: 44) .
  
  治愈倦怠的唯一方法就是獲得有效客體,進而在父權場域內構建完整的主體身份與權力結構。在父權文化中,這種有效客體通常為具有符合父權文化的理想女性氣質的女性個體,她們被規訓為要“有著天使般的美麗和純潔,內斂、順從并且無私”( Moi,2002: 57) .亨利在威爾士鄉間偶遇康奈莉亞·塞德爾( Cornelia Santerre) .康奈莉亞的形象在他眼里具備了理想女性氣質: “美麗”,“光芒四射、溫柔、有天使般的面孔”( Shelley,2010: 48) .
  
  雖然康奈莉亞形象上符合父權文化的理想女性,但實質上她并沒有接受過父權對女性的規訓教育。
  
  由于失去了作為權力主體的父親,康奈莉亞從小就與母親被邊緣化為父性譜系傳承之外的女性個體存在。她與母親相依為命,卑微但獨立地生活于父權文化不屑于侵擾的鄉村。她的成長呈現的是對以母性為紐帶的邊緣化女性譜系經驗的書寫。而正是基于母女相依的女性譜系傳承關系,她的身上被建構出不依賴于父權而獨立存在的個體主體身份,這也是瑪麗·雪萊對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主體身份建構的探索性書寫。因此,在亨利企圖通過婚姻將其納入父權文化場域時,作為邊緣化的女性譜系傳承的獨立個體,康奈莉亞以拒絕的形式進行抗爭,與父權譜系的男性主體進行博弈。她用激烈的言辭譴責亨利的權力實施企圖,拒絕接受父權文化對女性服從的規訓,拒絕淪為男性主體權力指向的客體,拒絕放棄個體獨立以及與母親的女性譜系的相依關系。作為女性譜系傳承的組成部分,康奈利亞的母親也因此被亨利定義為女巫,是“喚起不祥幽靈的巫師”( Shelley,2010: 54) .實質上,桑德爾母女的抗爭不過是出于對女性譜系受父權的破壞的恐懼,是為了保障女性個體獨立的主體身份以及女性譜系的延續。
  
  基于不同譜系的傳承關系,亨利對男性主體身份建構的執著與康奈莉亞對獨立的女性個體主體身份的捍衛,最終導致了場域內父權權力結構建構的無法實現。不同性別的個體間對性別身份建構的博弈撕裂了父權家庭場域,而亨利也因長期受到壓制而出現了焦慮。主體身份建構的失敗最終導致亨利逃離了破裂的父權家庭場域,放逐自我于遠離英國的北美殖民地伊利諾伊,尋求在荒野中重構其主體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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