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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快乐彩走势图任选基本走势:《韓詩釋》在《韓詩》研究上的價值與局限

時間:2019-05-24 11:23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韓詩釋》在《韓詩》研究上的價值與局限的文章,朱士端在《韓詩》研究方面的得失并非個例, 這些特點在清代《韓詩》輯佚史中有著廣泛的體現。以清代最負盛名的陳壽祺、陳喬樅父子而言, 其合撰的《三家詩遺說考》既有對《韓詩》遺說的精審考證及闡發, 亦有因深陷師法

浙江快乐彩号码 www.dxzlh.com   摘    要: 清代學者朱士端是江蘇寶應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尤其在小學訓詁方面, 取得了重要成就, 他的不少相關著作, 是清代經學史中的名著。除此之外, 朱士端對于輯佚之學也非常熟稔, 曾輯錄已佚的漢代三家《詩》而成《齊魯韓三家詩釋》, 此書目前僅有稿本和抄本存世, 并未付梓。通過考察國家圖書館所藏《齊魯韓三家詩釋》的《韓詩釋》, 可以發現朱士端對于清代的《韓詩》研究有一定貢獻, 但他的研究也存在妄定師法和以偏概全的弊端。這些得失, 也代表了清代輯佚學所共有的特點, 值得重視。

  關鍵詞: 朱士端; 《齊魯韓三家詩釋》; 輯佚; 《韓詩釋》;

  Abstract: As a scholar in the Qing dynasty, Zhu Shiduan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Zhus from Jiangsu Baoying.He was famou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exegetics and his book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Qing dynasty's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He is also familiar with the compila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of ancient poems, which then formed An Interpretation of Poems in Qi-Lu-Han.It was not printed finally, but this book has several manuscripts, from which we could find some achievement and disadvantage of Zhu's study of Han Shi.

  Keyword: Zhu Shiduan; An Interpretation of Poems in Qi-Lu-Han; compila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Han Shi Shi;

  朱士端, 字銓甫, 江蘇寶應人, 道光元年 (1821) 舉人。其生平學行, 詳見徐世昌《清儒學案·石臞學案下》[1]。寶應朱氏乃經學世家, 朱士端少年時期就學于從父朱彬 (以撰《禮記訓纂》而著稱) , 后親炙高郵經學大師王引之, 由是學有大成。著有《宜祿堂收藏金石記》《說文校定本》《強識編》等, 皆刻入其《春雨樓叢書》中。朱士端在小學訓詁方面取得優異的成績, 同時他也擅長輯佚之學, 撰有輯錄已佚的漢代三家《詩》 (《魯詩》《齊詩》《韓詩》) 而成的《齊魯韓三家詩釋》。但此書并未付梓, 僅有稿本、鈔本散藏于各地。近年, 該書已逐漸得到學界重視, 上海圖書館所藏稿本 (再易稿) 已在2008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影印面世, 虞萬里曾撰專文介紹, 同時探討了此本與湖北省圖書館所藏初稿本及國家圖書館所藏清稿本之間的關聯, 考辨精審, 足資參稽[2]。此外, 揚州市圖書館亦藏有《齊魯韓三家詩釋》稿本、鈔本各一部, 為虞文所未及, 劉建臻曾對其具體情況作過細致的研究[3], 與虞文相得益彰。但是對于國家圖書館所藏《齊魯韓三家詩釋》, 至今尚未有專門的論著加以介紹, 這不免有所遺憾。筆者此文即以國圖藏本為準, 不僅是因為此本未得到學界的介紹, 還因為此本乃《齊魯韓三家詩釋》之后起鈔本1, 在產生時間上, 應在上海圖書館所藏再易稿之后, 因為上圖藏本中書于夾縫間的補充文字, 在此本中多已抄入正文, 如上圖藏本卷一《關雎》有小字補語云:“善心曰窈, 善容曰窕 (自注:《禮部韻略》引王肅注) 。士端按:王肅習《韓詩》。”[4]這段文字已經以正文的形式抄寫于國圖鈔本中[5]卷一, 4b,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 都可以證明國圖鈔本是吸收上圖鈔本相關成果以后產生的新版本。綜合來看, 國圖鈔本最接近該書之最終面貌2, 其價值勝于其他稿鈔本, 故本文以之為據。該本卷首有鄭氏1956年手題識語[6], 敘此本流傳經歷甚詳, 可參看。限于篇幅, 本文僅以《齊魯韓三家詩釋》的《韓詩釋》為研究樣本, 探討朱士端在經學輯佚中的得失。

  一、《韓詩釋》在《韓詩》研究方面的價值

  《齊魯韓三家詩釋》起首即為《韓詩釋》十卷, 書題為“釋”, 即明該書之懸鵠不僅在輯, 更在考釋。通觀全書, 也的確是釋勝于輯, 幾乎每條遺說之下, 皆有“士端按”引首的按語, 足見朱氏在“釋”方面所下的功力。這些考證型的“釋”語含蘊的內容極其豐富, 既有對清代學者著作的詳細引用, 如姜炳璋《詩序廣義》、臧琳《經義雜記》、陳壽祺《左海經辨》、王引之《經義述聞》、盧文弨《毛詩音義考證》、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等等, 亦有朱氏自己的考證, 這部分內容更能展現朱氏在《韓詩》研究方面的心得, 這些考證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

《韓詩釋》在《韓詩》研究上的價值與局限

  用字特點?!逗?middot;周南·兔罝》云:“施于中馗。”《毛詩》“中馗”作“中逵”。朱士端按語云:“《說文》:‘馗, 九達道也, 似龜背, 故謂之馗。馗, 高也?;虼愚u從坴。’據此, 則韓用本字, 毛用或體。是亦許君本字用《韓詩》, 或體用《毛詩》之例。”[5]卷一, 8指出了《韓詩》多用本字而《毛詩》多用借字的特點。再如《韓詩·邶風·擊鼓》:“于嗟敻兮。”《毛詩》“敻”作“洵”, 《毛傳》訓為“遠”, 然《爾雅·釋言》訓“洵”為“均”, 可見“洵”并無“遠”義, 但《韓詩》之“敻”則有“遠”義 (《釋文》引《韓詩》云:“敻亦遠也”) , 所以朱士端認為《毛詩》此處使用的“洵”實乃“用‘敻’之假借字”, 再次申明韓、毛在本、借字使用方面的差異。這一看法, 在全書中得到一以貫之的展現, 而最透辟的表述則是朱士端在《周南·漢廣》所作的按語:“三家中訓詁聲音, 有足與毛相發明者。三家今文, 多正字;《毛詩》古文, 多叚借。無三家, 則叚借不通, 三家亦豈可盡廢哉?甚矣讀書論世宜持平也!”[5]卷一, 10b這節按語的討論已不再僅限于韓、毛二家, 而是推拓到漢代四家《詩》, 認為三家《詩》使用正字居多, 而《毛詩》則多使用借字, 不過“三家今文, 多正字”仍舊包含《韓詩》在內, 所以朱士端對于《韓詩》多用正字的現象給予了足夠的重視。

  解詩特點。朱士端對于《韓詩》學派解讀《詩經》字義的特點亦有涉及, 例如《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朱士端輯《韓詩》遺說云:“一升曰爵, 爵, 盡也, 足也。二升曰觚, 觚, 寡也, 飲當寡少。三升曰觶, 觶, 適也, 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 角, 觸也, 飲不能自適, 觸罪過也。五升曰散, 散, 訕, 飲不能節, 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 其實曰觴。觴者, 餉也。觥亦五升, 所以罰不敬。觥, 廓也, 所以著明之貌, 君子有過, 廓然明著, 非所以餉, 不得名觴。”對于《韓詩》的這一段解讀, 朱士端在按語中歸納其解詩的特點:“爵、足, 觚、寡, 觶、適, 角、觸, 散、訕, 觴、餉:皆以聲同聲近為訓。”[5]卷一, 5b-6a指出《韓詩》學派的訓詁擅長從聲同聲近方面入手, 對經文進行解讀。再如《衛風·淇奧》:“綠猗猗。”《釋文》引《韓詩》云:“, 萹筑也。”朱士端對此條訓詁的原因作出分析:“‘萹筑’二字與‘’為疊韻, 以疊韻訓也。”[5]卷二, 16a同篇“綠如簀”, 《文選注》引《韓詩》云:“簀, 積也。”朱士端謂:“‘簀, 積’, 以疊韻訓也。”[5]卷二, 17a這兩處按語均指出《韓詩》解詩存在利用疊韻進行訓釋的特點。

  異文問題。朱士端在按語中常常提及《韓詩》學派的文本存在異文, 例如《毛詩·衛風·伯兮》:“焉得諼草。”《文選·贈從兄車騎》李善注引《韓詩》作“焉得諠草”[7]455, 但《文選·西陵遇風獻康樂》李善注引《韓詩》又作“焉得萱草”[7]477。對于同出《韓詩》而有“諠”“萱”之別的情形, 朱士端給出的解釋是:“《韓詩》作‘諠’, 又作‘萱’, 音同字異, 亦傳《韓詩》者, 師授不同耳。”[5]卷二, 20b-21a這與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所謂“傳《韓詩》者不一家”[8]的觀點相接近, 這說明朱士端對于《韓詩》的異文問題有所注意。不過朱士端對此處異文的看法存在一定問題, 這是需要予以指出的。范志新先生《〈文選〉李善注韓毛詩稱謂義例識小》曾結合李善注《文選》引《詩》之體例, 定“萱”應作“諠”[9]。不過朱氏提及的“師授不同”對于解釋其他《韓詩》異文問題, 仍然存在參考價值, 這是他在《韓詩》異文研究中的貢獻。但是, “師授不同”這一看法的使用存在限度, 那便是異文應當出自古籍明確引錄為《韓詩》的內容, 一旦突破這個限度, “師授不同”便喪失合理解釋《韓詩》異文問題的有效性。在《韓詩釋》中, 朱士端動輒將《說文解字》《說苑》等古籍所引用的未明所出的《詩經》也視為《韓詩》, 并在與真正的《韓詩》產生用字歧義時, 也以“師授不同”作為理由, 過于武斷了。原因很簡單:“師授不同”的前提是二者均在《韓詩》的“師授”范圍之內, 而目前的文獻無法證實《說文》《說苑》等書所引必為《韓詩》, 所以其“師授”完全可能在《韓詩》系統之外, 這樣一來, 便取消了“師授不同”的前提, 自然無從導向“師授不同”的結論。而這一點, 則是《韓詩釋》全書的根本癥結, 嚴重影響了本書所輯《韓詩》遺說的有效性。

  二、《韓詩釋》的學術局限

  朱士端對于不明《詩》學派別的學者和著作往往進行以偏概全的推定, 斬截的語氣在全書中處處可見, 茲列其代表性論斷六種, 辨明其誤。

  1.“《水經注》引《詩》皆《韓詩》說”[5]卷一, 1a。

  按:楊化坤曾對《水經注》的引《詩》情況作過專項研究, 將該書所引共五十一條《詩經》全部輯出, 并逐一與今本《毛詩》對勘, 有三十一條內容與《毛詩》完全相同, 剩余二十條異于《毛詩》的內容則由漢字特點 (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俗體字) 或征引三家《詩》而致, 所以楊氏的結論是:《水經注》“引《詩》主要來自《毛詩》, 但并未為其所囿, 而是兼采三家之《詩》”3。這一結論建立在竭澤而漁式的文獻基礎之上, 故信而有征。朱士端僅因《水經注》征引過“韓嬰敘《詩》”之文, 即斷定“《水經注》引《詩》皆《韓詩》說”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 在《水經注》產生的北魏時代, 《毛詩》在北方《詩》學界占據著經典地位, 《詩》學著作皆圍繞《毛詩》進行, 無一部《韓詩》著作, 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產生的《水經注》, 其所用《詩》學自然不可能“皆《韓詩》說”, 朱士端未考慮上述背景, 僅因《水經注》偶爾征引《韓詩》學說便以偏概全, 其結論并不可從。

  2.“劉向述《韓詩》, 《列女傳》所引皆《韓詩》也”[5]卷一, 1b。

  按:朱士端持此說的依據是王引之的《經義述聞》, 王氏發現劉向對《詩經》的部分解釋與《韓詩》相似, 所以得出“劉向所述者乃《韓詩》”的結論。朱氏接受這一結論, 并繼續用王引之的方法, 增補了數條劉向與《韓詩》同解的材料, 于是更加確定“劉向述《韓詩》, 無疑矣”。這一邏輯看似順理成章, 但實際卻存在致命的罅漏。因為劉向說《詩》引《詩》固然存在與《韓詩》相通之處, 但同時亦有與《魯詩》《齊詩》《毛詩》相通之處, 遽定其為《韓詩》家顯然過于武斷。吳正嵐曾就今存所有劉向引《詩》用《詩》材料進行分析, 發現“劉向著述中的《詩》說與四家《詩》均有合有不合處, 因而劉向在其著述中引《詩》說《詩》時, 對四家《詩》確實是兼收并蓄的”, 劉向的《詩經》學“不拘家法, 兼采眾說”[10]。這一結論最終印證了清儒全祖望的觀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 考之《儒林傳》, 不言所師, 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為何《詩》也。”4呂思勉先生亦與全氏同聲相應:“劉向是個博極群書的人, 自然不能謹守家法。”[11]總覽以上諸家之見, 劉向顯然非《韓詩》所能牢籠, 故“劉向述《韓詩》”之說實為無法證實的假說。

  3.“王肅述《韓詩》”[5]卷一, 4b。

  按:朱士端之所以定王肅乃“述《韓詩》”者, 系因王肅注《毛詩》時, 存在用《韓詩》改易《毛傳》的情形, 不過這只能說明王肅注解《毛詩》時曾參考過《韓詩》, 絕對無法推出“王肅述《韓詩》”的結論。因為“述《韓詩》”直接抽換了王肅的《詩》學立場, 與經學史的史實完全相悖。鄭玄亦有使用《韓詩》改易《毛傳》的案例, 但絕對不能將鄭玄的《毛詩箋》視為《韓詩》著作, 他既為《毛詩》作箋, 自然是站在《毛詩》的立場上。而單就注釋《毛詩》來看, 鄭玄動輒改字釋經, 王肅則大多依循經文, 其對《毛詩》的堅守程度遠過于鄭玄5, 實較后者更接近《毛詩》本位。如果僅因引用《韓詩》的部分說法去注釋《毛詩》, 便可推出“述《韓詩》”的結論, 那么幾乎所有漢代以降的《毛詩》學者都是“述《韓詩》”者, 因為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參考過《韓詩》, 但這顯然與學術史的常識迥不相侔。以漢魏經學史而論, 馬融、鄭玄、王肅等古文經學家在注解《毛詩》時的確存在差別, 日本學者伊藤文定對此曾有專門的考察[12], 但這一差別均是在《毛詩》系統內部發生的, 他們即便偶有參稽《韓詩》之處, 也是為了更好地詮釋和完善《毛詩》。如果借用舊瓶新酒的比喻, 則《韓詩》是古文經學家倒入《毛詩》這一舊瓶中的新酒, 但新酒僅為了充實舊瓶, 且容量有限, 遠未達到溢出舊瓶而另換新瓶的程度。所以朱士端所主“王肅述《韓詩》”之說, 不啻將王肅塑造為本末倒置的學者, 而且表述完全是顛倒事實。劉運好先生在《魏晉經學與詩學》中曾梳理過王肅的《詩》學著作, 共有以下五種:《毛詩注》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二卷、《毛詩音》 (卷數不詳) [13]。從這五部書的題名便可看出王肅的《詩》學研究全部圍繞《毛詩》展開, 從中無論如何也看不出“王肅述《韓詩》”的信息。

  4.“《鹽鐵論》引《詩》皆《韓詩》也”[5]卷二, 6a。

  按:朱士端僅因桓寬《鹽鐵論》“所引‘宜犴宜獄’‘我是用戒’皆《韓詩》”[5]卷一, 5b, 便斷定《鹽鐵論》所引《詩經》皆為《韓詩》, 這仍然有待商榷。因為《鹽鐵論》全書共引《詩經》43處, 僅憑其中兩處與《韓詩》相合, 便推定全書所引《詩經》皆為《韓詩》, 未免太以偏概全。進一步分析朱氏舉出的這兩處例證, 可以發現均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 《小雅·小宛》的“宜犴宜獄”雖與《韓詩》相合6, 但《文選·后漢書皇帝紀論》李善注引《毛詩》亦作“宜犴宜獄”[7]937, 所以無法排除《鹽鐵論》此處是征引《毛詩》的可能;第二, “我是用戒”乃《小雅·六月》之文, 但《韓詩·六月》今已不存, 無從與《鹽鐵論》的引文比較異同, 故朱氏以“我是用戒”乃用《韓詩》是毫無依據的判斷。由此可見, 朱氏舉出的兩條例證均非絕對有效。如前所述, 即便朱氏的兩處例證均來自《韓詩》, 尚且無從推出《鹽鐵論》所引《詩經》皆為《韓詩》的結論, 何況現在已可斷定朱氏所有論據均屬無效, 所以他對《鹽鐵論》的《詩》學派別的定位是無效的。龍文玲曾就《鹽鐵論》征引所有《詩經》條目進行過考察, 發現在43處引文中, 與《毛詩》相同者有33處之多, 剩余10處則交錯引用包含《韓詩》在內的三家《詩》;在用《詩》方面, 《鹽鐵論》對于四家《詩》皆有采擷[14]。由此可見, 《鹽鐵論》的引《詩》用《詩》均不限于一家, 造成這一情形的原因, 曹道衡先生在《〈鹽鐵論〉與西漢〈詩經〉學》中已經指出:“它不是桓寬個人的著作, 而主要是記錄別人的發言, 而且發言人又并非一人。”[15]這些發言人又并非來自整齊劃一的學術派別, 所以在討論中, 不免各借其師說來發表意見?;縛碓誚廡┮餳嗉堆翁邸肥? 保留了來自于不同《詩》派的學者的看法, 于是形成該書含蘊多家《詩》學的特點。只要明了這一事實, 則朱士端將《鹽鐵論》中異見紛呈的《詩》學一律視為《韓詩》的看法, 自然不足為據。

  5.“王充述《韓詩》, 所引‘傳曰’即《韓詩傳》也”[5]卷二, 15a。

  按:朱士端并未說明他判定王充習《韓詩》的根據, 故此說在全書中相當突兀。王充的《詩》學淵源并無史文明確記錄, 所以在未經過邏輯論證便遽定為《韓詩》是有欠妥善的。至于王充在《論衡》中所引用的“傳曰”, 本是兩漢古籍常見的引證方式。根據廖群先生的觀察, 在這種引證方式下的“傳”并不是指稱某一部具體的釋經著作, 而是“取其‘傳語’即轉告傳聞之義, 即讀為‘chuán’”[16]??賈釙睪旱浼饕?ldquo;傳曰”, 其內容的確多為“轉告傳聞”的故事, 由此可定廖先生的這一釋讀是準確的。此外, 美國漢學家海陶瑋 (J.R.Hightower) 在英譯《韓詩外傳》的引言中, 曾專就《韓詩外傳》的“傳曰”進行過探討, 他認為韓嬰只有征引以下三類文本時, 才會冠以“傳曰”的字眼:第一, 對于道德行為的宏觀探討;第二, 格言或警句;第三, 泛見于漢前典籍中的故事或逸聞[17]5。而且在海陶瑋看來, 《外傳》中的“傳曰”基本和最常用的翻譯方式是:“傳言說:……。”[17]5這顯然是將“傳曰”的“傳”視為“口頭傳說”, 這與清人將之視為書面的《傳》大相徑庭。今考《論衡》多處征引的“傳曰”, 性質與《韓詩外傳》所引“傳曰”相同, 其源頭顯然不是書面文本。朱士端將其視為鐫于竹帛的經籍傳 (zhuàn) 記已有不妥, 朱士端更坐實為《韓詩傳》, 則愈是錯上加錯了。

  6.“鄭君注禮, 先通《韓詩》”[5]卷二, 7a。

  按:清代學者對于鄭玄注釋三禮時所用《詩》學曾有過較為深入的探討, 有的學者認為鄭玄在注解三禮時采用了《韓詩》, 例如王引之《經義述聞》就曾明言:“鄭君注《禮》時用《韓詩》。”[18]也有學者認為鄭玄注禮時使用的是《齊詩》, 說詳陳喬樅《齊詩遺說考敘》[19]。由此可見, 鄭玄注禮所用《詩》學存在爭議, 并不能直接定為《韓詩》。在這一問題上, 清代《韓詩》學大師宋綿初在《〈韓詩內傳征〉序》中曾作過嚴肅的檢討:“鄭氏雖從張恭祖受《韓詩》, 但其學該博, 不名一家, 如箋《詩》宗毛, 有不同則下己意。注《禮》時未得《毛傳》, 大率皆韓、魯家言, 若確然定為《韓詩》之說, 恐未必然也。”[20]《后漢書·鄭玄傳》曾明確記錄鄭玄早年從張恭祖受《韓詩》[21], 而其注《禮》又在修習《毛詩》之前, 故其注所用《詩》學似應定為《韓詩》。但宋綿初從鄭玄“不名一家”的學術宗尚出發, 認為鄭氏不會對《韓詩》師法亦步亦趨, 故遽定其注《禮》時純用《韓詩》是不合理的。這顯然是非??凸劾渚駁目捶?。葉德輝《阮氏〈三家詩補遺〉敘》也認為不應將鄭玄注禮所用《詩》學限于一家一派:“鄭氏注《禮》, 凡說《詩》義, 多與《詩箋》不同, ……但其孰為魯為齊, 則不可辨。陳書 (筆者按:即陳壽祺父子《齊詩遺說考》) 均并入《齊詩》, 未免肊斷。”[22]綜合宋綿初和葉德輝的看法, 則鄭玄注禮所用《詩》學顯然是一個可能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 故二家使用的都是“未必然”“不可辨”等帶有保留意味的字眼, 而朱士端直接認定鄭玄以《韓詩》注禮, 不免忽視這一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通過上文所論, 可以發現朱士端的不少論斷, 多是藉助某些學人或著作某一處引《詩》與《韓詩》相同 (似) , 便推定其所有引《詩》用《詩》材料俱為《韓詩》, 這種以偏概全的論斷, 既悖于邏輯, 又缺乏文獻依據, 總體來看是無效的。必須指出的是, 《韓詩釋》中還有不少藉助此類方法推定學者或著作的《詩》學歸屬之例, 但限于篇幅, 茲不縷舉了。

  除此之外, 朱氏的以偏概全還表現在對具體作品的理解方面, 例如《韓詩釋》曾廣引文獻, 證實漢代今文《詩》學曾將《小雅》中的《鹿鳴》《伐木》《采薇》《杕杜》四篇作品理解為刺詩, 這是歸納文獻材料而做出的判斷, 較為可信。但朱氏隨后下的結論卻令人舌撟難下:“《鹿鳴》《伐木》《采薇》《杕杜》皆為刺詩, 以四篇觀之, 知以《小雅》皆為刺詩矣。”[5]卷一, 3a《詩經·小雅》凡七十四篇, 僅因其中四篇為刺詩, 便斷定“《小雅》皆為刺詩”, 顯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朱氏不僅要將《小雅》的所有作品貼上“皆刺詩”的標簽, 還要將“二南” (《周南》《召南》) 也一并納入“刺詩”的行列而后快:“考之漢人之說, 二南、正《小雅》皆刺詩也。”[5]卷一, 2a按:《韓詩》以“傷夫有惡疾”解《周南·芣苢》, 以“說人”解《周南·漢廣》, 以“辭家”解《周南·汝墳》, 這些作品都身處朱氏所謂“刺詩”的行列之中, 但讀者實在看不出來這些題旨與“刺”有何關聯, 朱士端的固執與偏激, 在此處表露無遺。清儒輯《韓詩》者雖或多或少存在偏頗之處, 但像朱士端這樣信口雌黃, 則百不一見。

  三、余論

  必須指出, 朱士端在《韓詩》研究方面的得失并非個例, 這些特點在清代《韓詩》輯佚史中有著廣泛的體現。以清代最負盛名的陳壽祺、陳喬樅父子而言, 其合撰的《三家詩遺說考》既有對《韓詩》遺說的精審考證及闡發, 亦有因深陷師法、家法的泥淖而誤判學者、著作的《詩》學派別之例。晚清號稱集三家《詩》研究之大成的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不僅沒有對二陳父子的缺失進行糾正, 反而將其缺失發展得更加深入, 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師法、家法的誤用, 為清儒治學帶來的深遠影響。所以朱士端在《韓詩》研究方面的得失, 必須放在有清一代的治學風氣中觀察, 才能獲得最根本的理解。

  參考文獻

  [1]徐世昌.清儒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 2008:4077.
  [2]虞萬里.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齊魯韓三家詩釋》初探[J].中國典籍與文化, 2011 (4) :60-71.
  [3]劉建臻.朱士端《齊魯韓三家詩釋》“稿本”管窺[J].揚州教育學院學報, 2014 (3) :1-3.
  [4]朱士端.齊魯韓三家詩釋 (再易稿) [M].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3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13.
  [5] 朱士端.齊魯韓三家詩釋[M].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6] 鄭振鐸.西諦書話[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4.
  [7] 李善, 等.六臣注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 2012.
  [8]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M].北京:中華書局, 1989:197.
  [9] 范志新.《文選》李善注韓毛詩稱謂義例識小[J].廈大中文學報:第四輯, 2017:92.
  [10]吳正嵐.論劉向詩經學之家法[J].福州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0 (2) :116-120.
  [11]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33.
  [12] 伊藤文定.馬融·鄭玄·王肅の經說:傳承と對立の批判[J].靜岡大學教育學部浜松分校研究報告:研究と教授, 1950 (1) :23-30.
  [13] 劉運好.魏晉經學與詩學[M].北京:中華書局, 2018:146.
  [14]龍文玲.《鹽鐵論》引詩用詩與西漢昭宣時期《詩經》學[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1 (5) :88-92.
  [15] 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M].北京:中華書局, 2010:308.
  [16]廖群.“說”“傳”“語”:先秦“說體”考索[J].文學遺產, 2006 (6) :28-36.
  [17] JAMES R.Hightower.HAN SHIH WAI CHUAN:Han Ying's Illusion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Songs[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18] 王引之.經義述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341.
  [19] 陳壽祺, 陳喬樅.齊詩遺說考[M]//續修四庫全書:第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25.
  [20] 宋綿初.韓詩內傳徵[M]//續修四庫全書:第75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81.
  [21]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 1965:1207.
  [22] 阮元.三家詩補遺[M]//續修四庫全書:第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2.

  注釋

  1 詳見虞萬里《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齊魯韓三家詩釋〉初探》, 《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4期, 第62頁。
  2 之所以使用“最接近最終面貌”的字句, 是因為國圖藏本亦非該書之寫定本, 最主要的證據便是仍有部分條目存在貼簽, 例如卷二《邶風·終風》篇有題為“抄《說文形聲疏證》”的貼簽, 以小字抄寫了朱氏《說文形聲疏證》對該詩“??其陰”之文的考證, 見 (清) 朱士端:《齊魯韓三家詩釋》 (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卷二, 第3頁a。
  3 楊化坤:《〈水經注〉引〈詩〉考論》, 《新國學》第九輯, 成都:巴蜀書社, 2010年, 第324頁。此文末尾所附“《水經注》引《詩》與今本《毛詩》相同條目表”最足以說明《水經注》引《詩》絕非朱士端所謂“皆《韓詩》說”。
  4 (清) 全祖望《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三, 《續修四庫全書》第1147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第597頁。葉德輝《〈三家詩補遺〉敘》曾謂:“兩漢經師, 惟列傳儒林者, 其學皆有家法, 自余諸人, 早晚皆有出入。”見 (清) 阮元:《三家詩補遺》卷首, 《續修四庫全書》第75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第1頁。這與全祖望“考之《儒林傳》, 不言所師”之語冥符遙契, 皆認定只有《儒林傳》所記學者才有嚴格的師法、家法譜系可循, 而劉向未被列入《漢書·儒林傳》, 自然“不言所師”, 亦不在“其學皆有家法”之列。正因如此, 故不宜、亦不能將其《詩》學歸屬化約為某一家
  5 可參閱史應勇:《鄭玄通學及鄭王之爭研究》, 成都:巴蜀書社, 2007年, 第249-323頁。
  6 《毛詩·小雅·小宛》:“宜岸宜獄。”《釋文》云:“《韓詩》作‘犴’。”由此可知《韓詩》此句作“宜犴宜獄”, 與《鹽鐵論》所引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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