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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快乐彩微信:杜甫詩歌的翻譯風格研究過程及分析

時間:2019-12-18 09:58作者:岳祥云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杜甫詩歌的翻譯風格研究過程及分析的文章,隨著中國文化戰略轉移,由以前的“引進來”為主變為“走出去”為主,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一直備受學術界關注。中華典籍詩歌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其英譯研究受到翻譯界的青睞。

浙江快乐彩号码 www.dxzlh.com   摘    要: 本文基于語料庫翻譯文體學的研究框架,探討杜甫敘事詩的四個譯本的翻譯風格。在數據統計基礎上,結合實例分析,客觀科學地分析翻譯風格,引導讀者逐步走出主觀印象式的翻譯風格評價。以期對相關研究起到借鑒和參考作用。

  關鍵詞: 語料庫翻譯文體學; 杜甫敘事詩; 翻譯風格;

  一、引言

  隨著中國文化戰略轉移,由以前的“引進來”為主變為“走出去”為主,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一直備受學術界關注。中華典籍詩歌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其英譯研究受到翻譯界的青睞。漢語古詩同其他文學體裁相比較,具有顯著的特點,如形式整齊、句末押韻、用詞精煉等。再比如漢語詩歌的格律,包括詩韻和平仄、對仗以及五言、七言等體裁[1]。這些皆是漢詩英譯中須孜孜探索的問題。

  杜甫被公認為詩歌的集大成者,其作品代表著古典詩歌發展的巔峰。杜甫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被尊為“詩圣”,他的詩歌以沉郁為主,反映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被稱為“詩史”。杜甫的現實主義思想在其敘事詩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由于沒有格律和音韻的限制,可以充分描述繁雜的事件和復雜的情感。本研究試圖通過分析語料文本實例來論證數據統計的結論,客觀科學地分析翻譯風格,引導讀者逐步走出主觀印象式的翻譯風格評價。

  二、理論概述

  文體學是用語言學方法研究文體風格的學問。為了厘清“文體”這一概念,G.Leech&M.Short曾提到“指印”,M.Baker將其運用在翻譯學研究,她認為“文體”是一種“指印”,可以通過一系列語言學特征和非語言學特征表現出來[2]。隨著描寫翻譯研究的興起與發展,關注點從“對等”轉移到翻譯文本整體上,這為語料庫翻譯學提供了具體的研究對象。學者胡開寶指出,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可以通過研究一定量的翻譯現象和數據分析來探索翻譯的過程和本質[3]。關于語料庫翻譯文體學是以語料庫為輔助手段來研究翻譯文體。

  三、語料庫的建立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用的語料是杜甫的十首敘事詩及Ayscough、吳鈞陶、路易·艾黎和宇文所安四個英譯本(以下數據統計都是遵照此順序)。本文選取的本族語參照語料庫為Brown Corpus(BC),以及英語詩歌庫English Poetry Corpus(EPC)作為參照語料。為了便于檢索和統計,需要為語料進行賦碼。本研究采用蘭卡斯特大學計算機語料庫研究中心(UCREL at Lancaster)Free CLAWS www為英譯文本賦碼。并借助WordSmith和AntConc軟件對語料進行統計分析?;謨镅圓問?如類符/形符比、詞頻、詞匯密度、平均句長等對于杜甫十首敘事詩的四個英譯文本進行對比,進而得出四個英譯本在四個語言層面展現出的風格特征以及四個譯本的翻譯風格。
 

杜甫詩歌的翻譯風格研究過程及分析
 

  四、研究過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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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韻

  韻是詩詞格律的基本要素之一,詩人在詩詞中用韻叫作押韻。所謂押韻,就是把同韻的兩個或更多的字放在同一位置上[1]。此處以《新婚別》為例:“長(Chang)”,“旁(pang)”,“床(Chuang)”,“忙(Mang)”,“陽(Yang)”等,整首詩都押“ang”的韻。針對這首詩的四個譯本中,只有吳鈞陶的英譯本使用了押韻。雖不是整首詩都是押同一個韻,但每個對句都押韻。例如:“drills”&“tendrils”,“bride”&“wayside”等。而其他三個譯本沒有對押韻進行處理。

  2. 擬聲詞

  英語語言中構成模擬事物或動作的聲音的詞叫作擬聲詞(onomatopoeia)。擬聲(onomatopoeia)一詞來源于希臘語onomatopoein,意為namemaking[5]。擬聲詞是語音分析的一個特征,使用擬聲詞會使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有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此處以《兵車行》為例:車轔轔,馬蕭蕭Ayscough:Lin!Lin!Cariots jangle;hsiao!hsiao!Horses snort;Alley:The jingle of war Chariots,Horses neighing.Wu:The chariots rattle on,the battle horses neigh.Owen:Wagons rattling,horses neighing.此處使用擬聲詞“轔轔”“蕭蕭”,可以使讀者體會到兵車前行、馬兒嘶鳴的景象。四個譯本中,只有Ayscough采用了擬聲詞翻譯來獲得與原詩相同的問題風格特征。其他三個譯本只使用名詞或動詞,如“jingle”“rattle”and“neigh”來展現當時的混亂場景,而沒有使用表達更加形象生動的擬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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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匯是構成文本的基本語言單位,詞匯層面的研究對于翻譯文體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對于杜甫敘事詩的英譯本從詞語變化度和詞匯密度進行分析。

  1. 詞語變化度

  譯者對于詞匯的使用,稱為詞匯變化度,可以包含很多翻譯的文體信息。詞匯的變化度主要通過類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TTR)來表示。形符指的是語料庫中的所有詞,類符指的是同一類型的形符,類符/形符比可以反映出作者的詞域和詞語的變化度。通過Wordsmith統計得出十首敘事詩的四個譯本和原文的類符/形符比,如表1:

  表1 四個譯本和原文的類符/形符比
表1 四個譯本和原文的類符/形符比

  BC計算的是標準類符/形符比,由于庫容較大,把所有形符切割成若干等份,通常以1000形符為一個單位,然后計算每個單位的類符/形符比,所有等份的平均數,為整個語料庫的標準類符/形符比,統計結果比類符/形符比要更加精確。

  通過上表可知,四個譯本的詞匯變化度皆小于原詩。這也可證實,杜甫詩歌詩行簡短,用詞凝練,意蘊豐富。此處,需要我們注意的是英語需要一系列功能詞建構句子,而漢語則不然,言簡尤其突出表現于格律嚴謹的古詩。正如Ayscough所言:英語中冠詞、連詞和其他詞類,在漢語詩歌中通常不會呈現出來,只要可省,概不使用。四個譯本中,路易·艾黎的譯本類符/形符比最高,根據統計可知十首敘事詩的類符為892,形符為2186,與其他三個譯本相比,路易·艾黎的譯本用詞最少,最為簡潔。以《麗人行》詩句為例: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吳鈞陶和路易·艾黎直接意譯為“new dishes”和“the dainties”,而宇文所安和Ayscough指明是八種美食,Ayscough在譯文中把八種美食一一列舉出來。由此窺見,路易·艾黎的翻譯風格追求簡潔而Ayscough的翻譯風格追求信息的充分表達。

  2. 詞匯密度

  詞匯密度是探討翻譯風格的另一重要指標。根據Ure的公式得知,詞匯密度為實詞數和總詞數的比例。詞匯密度高表示譯本中實詞比重高,在翻譯的過程中會充分解讀原詩,但可能會造成冗余的印象。詞匯密度低表示譯本中功能詞比重低,譯文通常比較簡練且結構清晰。十首敘事詩四個譯本的詞匯密度分別為:63.11%,60.15%,55.88%和58.41%。根據數據可知,吳鈞陶的詞匯密度最低,這說明在翻譯中選擇簡化譯文、降低信息量,追求文筆精煉。吳鈞陶是四位翻譯家中唯一一位中國譯者,亦是唯一一位嚴格遵守詩歌格律的譯者,詩句的數量也嚴格遵照原詩。宇文所安譯本的詞匯密度與吳鈞陶接近,詞匯密度比較低,譯文亦比較簡練。以《無家別》詩句翻譯為例: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依據蕭滌非的注釋,“怒我啼”應理解為“怒我而啼叫也”。而路易·艾黎和Ayscough誤理解為“I wept”“我啼哭”。吳鈞陶的譯本遵守詩歌韻律,使得對句以“defy”和“cry”押韻。為了追求譯文與原文形似、押韻,吳鈞陶精煉文字,使得譯文簡練且結構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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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句長是總字數與總句數的對比。平均句長被認為不足以作為研究翻譯風格的依據,然而卻可以作為區分詩歌和其他文體的依據[6]十首敘事詩和四個譯本的平均句長分別為:6.59、10.59、16.08、9.51、9.98。如數據顯示,吳鈞陶的平均句長在四個譯文中最短,而且最接近原詩,這也再次證實吳鈞陶的翻譯風格是在韻律上和譯本形式上都與原詩形似。路易·艾黎的譯本與其他四個譯本相比平均句長最長,這表現出路易·艾黎有時會整合一些句子以達到神似的效果。

  (四)語篇層面

  語篇是一個具有完整語義的自然語言單位,銜接與連貫是語篇研究的核心。篇章意義的連貫既靠隱性的邏輯關系,也靠顯性的豐富的銜接手段。就語法意義和邏輯關系表達而言,英語對顯性鏈接成分的依賴程度較高[7]。英語中的顯性連接是指借助各種鏈接成分來連接詞、詞組或句子的現象。四個譯本與英語詩歌語料庫關系連接詞和連詞的詞頻分別為:4.28、8.51、5.55、6.45、7.81。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四個譯本都通過顯性成分的方式使譯文連貫。四個譯本中關系連接詞和連詞的詞頻最高的是路易·艾黎的譯本,連接詞總數及其分別在各自全文字數中所占的比例與英語詩歌語料庫最接近。在四個譯本中,路易·艾黎的譯本連接詞的使用頻次最好,這說明在譯文中需要大量的連接成分來獲得譯文整體的連貫與銜接。這與上邊得出的結論類似,路易·艾黎在詩歌翻譯中不追求韻律,不追求形似,注重譯文和原詩神似。而“the”和“of”的使用頻次在四個譯本中最低,馮慶華指出“the”和“of”的詞頻可以反映詞組和句子結構的復雜性,詞頻高則說明該譯本的語體偏正式,這說明路易·艾黎的譯文形式比較自由,不拘泥于形式,盡可能地傳達原詩的意韻。

  五、結語

  本文從語料庫翻譯文體學視角對杜甫敘事詩的翻譯風格進行研究?;謨锪峽夥胛奶逖а芯靠蚣?,借助于WordSmith、AntConc等軟件,從語音、詞匯、句法和語篇四個層面就相應的語言參數進行對比分析,并輔以例句進一步解釋說明,從而分析得出四個英譯本的翻譯風格。通過分析得知,四個譯本中,只有吳鈞陶的譯本遵守詩歌韻律,并且追求與原詩形似,更加貼近原文;Ayscough的譯本追求充分表達出原詩所要傳遞的意蘊和內涵,在譯文中會做詳細的解釋;路易·艾黎的譯文形式比較自由,不拘泥于詩歌的格律形式,而是盡可能地傳達原詩的意韻;宇文所安的譯本亦比較簡潔易懂,時而追求譯文的押韻,有豐富的注解而非在譯文中進行詳細的解釋。在翻譯風格研究中,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并借助于語料庫,統計數據,并結合例句加以分析,可以使得研究更加客觀充分。

  本文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在今后的研究中會進一步擴充英詩語料庫,在分析過程中把更多的語言參數加入進來,在語料的分布和采樣中做更加細致科學的規劃。

  參考文獻

  [1] [4]王力.詩詞格律詩詞格律概要[M].北京:中華書局,2014:19-25.
  [2] Baker, M. Towards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Target,.2000(2):241-266.
  [3]胡開寶.語料庫翻譯學:內涵與意義[J].外國語,2012(35):59.
  [5]劉春芳.英語擬聲詞的修辭功能及漢譯策略[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4):151-154.
  [6]黃立波,朱志瑜.譯者風格的語料庫考察——以葛浩文英譯現當代中國小說為例[J].外語研究,2012(5):64-71.
  [7] 任曉霏,戴文靜.語料庫翻譯文體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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